张子枫，许多观众都亲切地称她为“妹妹”，不过她最近火的一个角色，演的是一个姐姐。在去年的清明档期，《我的姐姐》成为票房黑马。
电影中涉及的观念之争与性别困境，都是观众们经常会触碰到的话题。
关于重男轻女的问题，1995年吴天明导演的《变脸》曾做出一定的批判，不过《变脸》中的女主角狗娃多数时候都是以一个类似独生女的形象存在。
《我的姐姐》中给女主角加入了“姐姐”这一身份，所探讨的范畴和《变脸》并不完全重合。
在经历生育政策变化的几十年里，姐姐这种身份都有些特殊。这算是我国特有的情况。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姐姐，不同地区的姐姐也会有不一样的境遇。
本文将盘点一些影视作品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姐姐角色。她们有的乘上了风，有的却破不了浪。可谓是“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高卫红-《孔雀》
高卫红的故事发生在80年代，在家中她既是妹妹，也是姐姐，由于大哥有智力缺陷，父母对他较为偏爱，导致高卫红与弟弟高卫强抱团。他们都不被家里人喜欢，同时也不被工厂里或学校里的人喜欢。
一开始两人都有挣脱困境的意愿。在人生道路上，作为姐姐的高卫红无形中给弟弟打了样。她想方设法逃离家庭，拼命去考空军，最后希望破灭。
她把降落伞绑在单车后座上，骑着车飞奔，幻想自己在空中翱翔。
周围的人，也包括她的家里人，都当她是精神出了问题，强行为她治疗。之后高卫红以结婚的方式来逃离，可仍然挣脱不出牢笼，结果还是离了婚。
弟弟就这样看着姐姐挣扎，然后失败，再挣扎，再失败，心中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所以他很早就放弃挣扎，天天盼着瞬间变老。
姐姐对于他，是一座破落的灯塔，眼看着塔楼坍塌，他无力修复，自己也迷失了方向。
高卫红的个体追求，在那个讲究大公无私的环境里，犹如触犯禁忌的异教徒，为世俗所不容。
最后她看到了孔雀，但孔雀直到她走了才开屏。也许是她看得早了，又或许，是她不被孔雀所喜欢。
伊莎贝拉-《戏梦巴黎》
伊莎贝拉和弟弟是双胞胎，他们没有明确的主次关系，两人一直相互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刻你会把他们合二为一。
从房间里贴着的左派领袖海报可以看出，反叛是他们生活的一大主题。
他们迷恋电影，经常模仿电影里面的经典桥段，试图在艺术作品中汲取反叛的养分。
遇到来自美国的马修后，性也成了一种反叛手段，虽然那一刻只发生在姐姐与马修之间，但在电影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弟弟也参与其中。三人仿佛已经三位一体。
可是导演贝托鲁奇没有任由他们肆意挥洒青春，他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反叛的脆弱。
伊莎贝拉发现父母已经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后，仿佛梦就要醒了，于是选择自杀。
这时街上游行的学生丢进来一块石头，犹如一种催眠的信号，他们立刻接收，加入游行的队伍继续梦游。
这场运动在他们身上并没有留下太强大的信仰基因，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反叛而反叛。
海报、电影、性、游行，是脆弱内心的一种保护装置，贴上这个标签，获得了身份，胆子瞬间就壮大了。
伊莎贝拉拒绝梦醒，因为她隐约知道醒来的世界有多可怕。
乔-《小妇人》
必须承认，我个人对西尔莎·罗南这个演员的喜爱多于这部电影。不过这也足以构成“印象深刻”的条件。
比较巧合的是，上一部提到的《戏梦巴黎》中弟弟的扮演者路易·加瑞尔，也同样出演了《小妇人》，演的是乔的最终伴侣。
乔作为四姐妹中的大姐，前期的道路跟《孔雀》里的高卫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追求个性解放，希望能一展自身的才华。
但她的故事相比高卫红，童话感会强很多。高卫红结婚是一种被动且无奈的选择，而乔却主动拒绝了劳瑞的求婚。
乔的挣扎主要在于个人抉择，毕竟她还有姨妈这个强有力的后盾，甚至还给她留了房子，令她有思考精神追求的余地。
乔担心世俗会泯灭她的个性，婚姻就是她眼中的世俗牢笼，所以即便她对劳瑞颇有好感，还是会害怕自己的自由被束缚。
她的妹妹梅根结婚后，生活与婚前相比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可是一旦在个人价值追求受挫，乔又会把俗世规则当作临时避难所，还一度想要挽回劳瑞，只是当时劳瑞已经爱上三妹艾米，才没能如愿。
这种内心的摇摆，如今许多漂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也会有共鸣。
香田幸-《海街日记》
由于特殊的家庭原因，香田幸除了是三个妹妹的大姐，也兼具家长的角色。
她严厉的性格一方面是因为身负重任，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这个样子。
另一方面，当年父亲对母亲不忠，以及母亲抛弃三姐妹时，她已是懂事的年纪，对父母亲长期积压的怨恨使得她表面看上去不易靠近。
收留同父异母的铃，则把幸内心的另一面表现了出来。虽然三姐妹性格各异，但共有一份善良。
铃加入后，幸从她身上间接地感受到父亲的另一面，到最后对父亲的态度产生了变化。
在是枝裕和的多数电影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存在。《海街日记》的开头亦是如此，但到结尾时，这种无力被另一种轻柔化解了。
大姐的严厉与怨恨，就在一个个生活细节中化于无形。从人物转变这点看来，幸也算是整部片子的核心人物，如同她在家中的地位一样。
她串联起两代人，甚至是包括外婆在内的三代人，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一些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东西。
而她自己的生活，自然也有着非常多的可能性，毕竟，“活着的东西都是很费工夫的。”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姐姐这个身份比哥哥还要特殊，因为当中不止存在年龄的区别，还有性别的差异。
有时她们会被认为是更应该奉献的那一个，并且会被安排到边缘的位置。
上述的姐姐们，本身就被人性共有的弱点所困扰，再加上外部环境对她们不友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在奉献之后，有些姐姐会被歌颂成伟大的形象。弱势群体能被关注固然是好的，但仍需警惕这种歌颂。
在部分人眼中，“伟大”意味着效仿，是要求更多的姐姐变得“伟大”。如果说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那么一个需要伟大姐姐的家庭，或许也是一个不幸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