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臉》是已故的中國第四代導演吳天明的作品，上映於1995年。
電影開始前有一個有意思的細節，由於這部電影是由邵氏電影公司投資的，片頭出演員字幕時，可以看到英文注音是粵語發音，還挺有趣。
片中變臉王的扮演者朱旭，已於2018年去世，他最後一部擔任主角的電影，應該是2009年由蔣雯麗導演的《我們天上見》。
老爺子的表演非常自然，在《變臉》裡賣藝，或者與人溝通時說的一套江湖中人的話術，讓整個人物都生動了起來。
同時也能讓現在的觀眾體驗到一種幾近失傳的民間語言的趣味，這與變臉絕活兒的傳承是一致的。所以還是推薦諸位觀看原片體驗一下。
影片固然談論了傳統文化的傳承問題，但顯然更多的是對傳統思想的批判，其中主要的火力聚集在“重男輕女”上。
主線劇情基本上是圍繞這點展開的，變臉王與狗娃在“變臉絕活兒傳男不傳女”的規則中歷經波折。
此外一些細節的地方也不斷在強調當時的社會環境。比如影片開頭民眾在南街迎“活觀音”的時候，許多已婚女士都想去摸他的蓮花座，為的是生一個兒子。
更狠的是，在“兒童販賣市場”這種本就人性泯滅的地方，女孩還會因為自己的性別而比男孩再低一等，人販子拐了狗娃後，還要讓她去照顧天賜，因為天賜能賣上好價錢。
在這樣一條主線上，我們還能看到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個社會現象。
變臉王之所以入獄，除了因為狗娃送天賜造成誤會，更主要的原因是黃局長將他屈打成招，還把其餘拐賣案子都安在他頭上。這一段將全片中官府欺壓百姓的戲碼推至高潮。
在此之前，變臉王在街邊賣藝，遇到幾位軍人，要求他把變臉的訣竅說出來，還藉機敲詐。
軍與警沆瀣一氣，在片頭劉師長和黃局長商業胡吹的時候已經做了鋪墊。後來劉師長不願意管變臉王的案子，應該也是考慮到黃局長這層關係。
關於本案的受害者天賜的家庭背景，片中只用“上虞富紳”一詞帶過。
不過其他孩子被拐賣，警察都沒有貼告示，天賜一失蹤，黃局長馬上就懸賞尋人，還動用大批警力去搜尋，可以推測天賜家裡就算不是富甲一方，也是有著不低的社會地位。
如果片子能夠以此來刻畫黃局長與富紳之間相勾結，那麼劉師長在拒絕接管案子時投鼠忌器的理由可能會更充分些。總而言之，這一系列戲份都在講述上層社會對百姓的壓迫。
至於百姓與百姓之間的關係，在電影裡也並非絕對的團結和睦。首先從人販子的裝扮來看，他們並不算生活富裕的人。而買娃娃的人，也未必就是有錢人，變臉王的生活就挺拮据。
狗娃曾說她之前被賣過七回，每回都被當牲口使喚，也就是說百姓之間也存在欺壓與被欺壓的關係，是一個惡性循環。
狗娃被當牲口是因為她是女娃，認為女娃無用則是基於一種以君權與父權為尊的傳統思想，這實際上是強權社會里處於強勢的那一方加固在底層人民腦中的一把枷鎖。
這種枷鎖還不侷限於男女之別。“活觀音”梁素蘭在片中算是百姓的天花板，收入豐厚且萬人愛戴，劉師長都親自為他伴奏。
可當他要為變臉王蒙冤的事求情時，馬上就低人一等。在黃局長與“活觀音”之間，劉師長的第一選擇是地頭蛇。戲子在傳統思維裡依舊不是上流人等。
電影最後讓狗娃以死明志，感動了劉師長，是一種浪漫化的處理，就像“觀音得道”的戲劇一樣。但變臉王違背祖訓，把絕活兒傳給狗娃的結局，結合90年代的背景，仍具有一定的啟發民智的現實意義。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社會制度已經改變，舊有的觀念與時代的衝突已日漸明顯，變革已經在發生，所以《變臉》在這方面所做的更像是推波助瀾。
到如今，電影中對變臉技藝的呈現，以及一整套跑江湖的極具民間特色的用語，於我個人而言才是最具吸引力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