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是已故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作品，上映于1995年。
电影开始前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由于这部电影是由邵氏电影公司投资的，片头出演员字幕时，可以看到英文注音是粤语发音，还挺有趣。
片中变脸王的扮演者朱旭，已于2018年去世，他最后一部担任主角的电影，应该是2009年由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
老爷子的表演非常自然，在《变脸》里卖艺，或者与人沟通时说的一套江湖中人的话术，让整个人物都生动了起来。
同时也能让现在的观众体验到一种几近失传的民间语言的趣味，这与变脸绝活儿的传承是一致的。所以还是推荐诸位观看原片体验一下。
影片固然谈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但显然更多的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其中主要的火力聚集在“重男轻女”上。
主线剧情基本上是围绕这点展开的，变脸王与狗娃在“变脸绝活儿传男不传女”的规则中历经波折。
此外一些细节的地方也不断在强调当时的社会环境。比如影片开头民众在南街迎“活观音”的时候，许多已婚女士都想去摸他的莲花座，为的是生一个儿子。
更狠的是，在“儿童贩卖市场”这种本就人性泯灭的地方，女孩还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比男孩再低一等，人贩子拐了狗娃后，还要让她去照顾天赐，因为天赐能卖上好价钱。
在这样一条主线上，我们还能看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社会现象。
变脸王之所以入狱，除了因为狗娃送天赐造成误会，更主要的原因是黄局长将他屈打成招，还把其余拐卖案子都安在他头上。这一段将全片中官府欺压百姓的戏码推至高潮。
在此之前，变脸王在街边卖艺，遇到几位军人，要求他把变脸的诀窍说出来，还借机敲诈。
军与警沆瀣一气，在片头刘师长和黄局长商业胡吹的时候已经做了铺垫。后来刘师长不愿意管变脸王的案子，应该也是考虑到黄局长这层关系。
关于本案的受害者天赐的家庭背景，片中只用“上虞富绅”一词带过。
不过其他孩子被拐卖，警察都没有贴告示，天赐一失踪，黄局长马上就悬赏寻人，还动用大批警力去搜寻，可以推测天赐家里就算不是富甲一方，也是有着不低的社会地位。
如果片子能够以此来刻画黄局长与富绅之间相勾结，那么刘师长在拒绝接管案子时投鼠忌器的理由可能会更充分些。总而言之，这一系列戏份都在讲述上层社会对百姓的压迫。
至于百姓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在电影里也并非绝对的团结和睦。首先从人贩子的装扮来看，他们并不算生活富裕的人。而买娃娃的人，也未必就是有钱人，变脸王的生活就挺拮据。
狗娃曾说她之前被卖过七回，每回都被当牲口使唤，也就是说百姓之间也存在欺压与被欺压的关系，是一个恶性循环。
狗娃被当牲口是因为她是女娃，认为女娃无用则是基于一种以君权与父权为尊的传统思想，这实际上是强权社会里处于强势的那一方加固在底层人民脑中的一把枷锁。
这种枷锁还不局限于男女之别。“活观音”梁素兰在片中算是百姓的天花板，收入丰厚且万人爱戴，刘师长都亲自为他伴奏。
可当他要为变脸王蒙冤的事求情时，马上就低人一等。在黄局长与“活观音”之间，刘师长的第一选择是地头蛇。戏子在传统思维里依旧不是上流人等。
电影最后让狗娃以死明志，感动了刘师长，是一种浪漫化的处理，就像“观音得道”的戏剧一样。但变脸王违背祖训，把绝活儿传给狗娃的结局，结合90年代的背景，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民智的现实意义。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制度已经改变，旧有的观念与时代的冲突已日渐明显，变革已经在发生，所以《变脸》在这方面所做的更像是推波助澜。
到如今，电影中对变脸技艺的呈现，以及一整套跑江湖的极具民间特色的用语，于我个人而言才是最具吸引力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