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由“水”和“曹”組成，“水”指水運，“曹”指糧草，所以它的本意是通過水路運送糧草，在
水路運輸在歷史中有很多見證，年份久遠者大家卻也耳熟能詳，例如，春秋時期，吳王夫差有北進中原、成為霸主的野心，但北伐遠征不是說說就能成，他要面臨很多問題，陸路遙遠崎嶇，不利於兵力調配和糧草輜重運輸，水路有海運和河運，可惜前者風險大，後者的通航條件差，都行不通，那麼水戰的優勢就不能發揮。
於是在公元前486年，組織人手開鑿邗溝，後於公元前484年，在齊國艾陵地區（今山東萊蕪東南），與齊國會戰，齊國大敗，史稱“艾陵之戰”。
（邗溝，起於古邗城，故名。從揚州的茱萸灣通到淮安的末口，溝通了長江與淮河。由於長江與淮河之間湖泊密佈，所以，吳王挖鑿的運河方式是人造河道連接湖泊和已有的自然河道，三者溝通了長江和淮河。在夫差開鑿之後，在時代需求和水路變遷的因素促使下，又有後來多次改道。）
再者，秦並六國後，為了大一統的局面，揮師嶺南，征討百越。征戰時久，為解決糧草轉運問題，於公元前219年，命人在湘江和灕江之間修建運河，名為靈渠，修建成功後，秦始皇順利統一嶺南。
（靈渠，連接湘江和灕江，溝通長江和珠江，靈渠鑿成通航的當年，秦兵就攻克嶺南，隨即設立桂林、象郡、南海3郡，將嶺南正式納入秦朝的版圖。之後，同樣經過歷代修繕，發揮作用。）
到了隋朝，在已有的運河基礎上，開鑿連通。這條大運河分為兩個方向，一段是從洛陽到涿郡（今北京），另一段是從洛陽到杭州，在民間話本中，隋煬帝開鑿運河是為了到揚州看瓊花，也符合大家對一個暴君的形象想象，但不管他如何暴戾，大運河的產生不能說是大興土木的代名詞，首先，運河不是隋朝的專利，只是已有的局部運河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和文化交流，所以促成了大運河的整體聯通，另一方面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由於隋之前南北分裂幾百年，運河的開鑿可以對南方形成政治威懾和軍事威懾。
明永樂年間定都背景，在元代大運河基礎上，完善了京杭大運河。明成祖為了蓋紫禁城，讓大量的磚石木料通過運河運往京城，山東臨清的貢磚，蘇州的釉磚，淮安、徐州的花崗石，四川、湖廣、浙江的木料……所以紫禁城也有“漂來的北京城”一說。
運送建築材料之外，漕運的主功能還是用來運送糧食，即“漕糧”。明清時期，朝廷規定用糧食呈交土地稅（以大米為主），要求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八個省每年要向京城運送四百萬石漕糧，每個省的糧船有明確的時間和路線，江浙地區的漕糧在秋收十月開倉，十一月各運糧船隊裝載完成，在杭州等地匯聚，按序出發北上，沿途各處徵收漕糧，從不同的水道匯入大運河，度過長江後到達揚州，集結轉班，在次年二月到達淮安，倉儲轉運，穿過淮河、黃河，在三月過徐州，進山東，四月到達通州，漕糧就到了朝廷的專屬糧倉。在京杭大運河北端的大光樓，就是戶部官員在通州碼頭驗收漕糧而設立的辦公樓。
為了增加漕運的容錯，沿運河設立大型糧倉，稱為水次倉，當水運受阻時，水次倉的儲糧接續供應京城，除了臨時供應京城，還可以輻射周圍地區。在明景泰四年，長江北發生水患，都御史王竑上奏，希望淮安常盈倉開倉放糧，救濟災民，當時就一次性支出十幾萬石糧食賑災。
明清兩代管理全國漕運工作的機構設立在淮安，漕運總督由皇帝直接任命，主管八省境內漕糧的徵收調度、一千七百公里水路的漕糧運輸、十二萬漕兵、一萬多艘漕船，兼地方巡撫之職。這份工作並不輕鬆，漕運的時空跨度之大，給漕運工作帶來巨大的考驗，1194年，黃河決口，人們迎來了黃河歷史上第四次改道，淮河、黃河、運河在淮安交匯，三條河的水量、水位不同，給漕船航行帶來諸多不便。
這裡要提到兩位治河的歷史英雄，陳瑄和潘季訓。
陳瑄，早年從征討伐，任職多為行軍鎮守，永樂元年（1403年）是他的人生轉折點，皇帝命他擔任漕運總督（也是歷史上第一位漕運總督），此後管理漕運三十年，把自己變成一個真正的水利專家，為明代漕運事業的發展和漕運管理制度的創立做出巨大貢獻。當時的漕運沿運河抵達淮安後，須卸貨用人力拖船過壩，再經淮河抵達清河，過程損耗巨大。陳瑄自淮安城西的管家湖起，開鑿河渠，名為清江浦，將湖水導入淮河，並修築四座閘門，用來洩洪。他還沿湖修築長堤，提高水位來增強船隻運輸能力，使漕船可以直達黃河，其中利害不言而明。
潘季訓，先後四次出任總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黃河和運河，前後持續二十七年，為明代治河諸臣在官最***。因為黃河奪淮入海，帶來了大量泥沙，他提出了“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黃方略和“蓄清（淮河）刷渾（黃河）”以保漕運的治運方略。他主張修築高家堰，蓄淮河水於洪澤湖，抬高水位，阻止黃河水倒灌，出口加築水坎，使流出洪澤湖的水加速，沖刷河道，下瀉入海。潘季訓的治河方法對後世產生極大影響，後世許多治水名臣也沿用了他的治理方法，並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陳瑄逝世後，當地為表紀念，於清江浦東立陳瑄祠，在乾隆年間，加祀潘季訓，改恭襄祠（恭襄為陳瑄諡號）為陳潘二公祠。
經過多代人的努力，漕運體系變得更加完整，但由於時代的侷限性，漕運的弊端逐漸顯露，使得漕運的循環逐漸趨向失衡。
明朝來中國傳教的利瑪竇，在他的記述中寫道，光是維護運河使其順利通行，每年耗資百萬兩銀子，他感嘆這些舉動對歐洲人來說真是匪夷所思。他的想法不無道理，因為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漕運是賠本的買賣，到了清中後期，一石漕糧運到京城的價格遠超市場糧價，但統治者依舊不願意發展海運來為漕運注入新鮮血液。因為漕運制度已經融入社會的各個方面，為了維護統治，為了國家機構的延伸，漕糧徵收無法被取代，另一方面，明清的邊海常年受倭寇侵擾，統治者決定***，全面禁止海運。
漕運不再充滿活力，河道淤泥並沒有根除，政治弊端百出，貪官汙吏敲詐勒索，導致運到京城的漕糧年年減少，中央便年年下調漕糧徵額，維護漕運體系的高額費用拿不出手，惡性循環，積重難返。無奈北京城十分依賴漕運，漕運稍微受阻，京城便會引發恐慌，在清咸豐八年（1858年），因為漕船晚到，物價飛漲，甚至有人搶劫了米倉。
內憂尚且令人憂愁，外患也悄然浮現。乾隆皇帝八十大壽之際，英國使團借祝壽之名拜訪中國，他們想一窺這個傳說中黃金遍佈的東方古國，並尋求清帝開放商業貿易，但是當時清政府仍然無法看清世界的迅速發展，拒絕了他們。使團的目的不只是建交，還有對這裡的考察，他們穿過運河，意識到運河是清帝國的命脈。
1842年，英軍在***戰爭中，不惜代價奪取了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決定，不久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清咸豐年間，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受太平天國衝擊，停止漕運，以折銀的方式收稅，部分漕糧改為海運，到了同治年間，運河上只剩下四百艘漕船，並且外國開設輪船公司，機動輪船代替了帆船，全國各地糧食商品化日趨明顯。
光緒十五年（188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力主修建盧漢鐵路，他給出的漕運方案是從鎮江用輪船裝在漕糧，沿長江逆流到漢口，再經鐵路直達北京。但還沒等全部路線貫通，1901年7月2日，清政府宣佈正式停止漕運，持續2000多年的漕運退出了歷史舞臺。
以上，完畢，資料主題來源於央視的紀錄片，部分名詞解釋來源於互聯網百科。
下次寫科普的話，會把漕運上的商船和麥小滿的人物分析補上，等我拖延症拖夠了自然就更新了（拖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