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由“水”和“曹”组成，“水”指水运，“曹”指粮草，所以它的本意是通过水路运送粮草，在
水路运输在历史中有很多见证，年份久远者大家却也耳熟能详，例如，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有北进中原、成为霸主的野心，但北伐远征不是说说就能成，他要面临很多问题，陆路遥远崎岖，不利于兵力调配和粮草辎重运输，水路有海运和河运，可惜前者风险大，后者的通航条件差，都行不通，那么水战的优势就不能发挥。
于是在公元前486年，组织人手开凿邗沟，后于公元前484年，在齐国艾陵地区（今山东莱芜东南），与齐国会战，齐国大败，史称“艾陵之战”。
（邗沟，起于古邗城，故名。从扬州的茱萸湾通到淮安的末口，沟通了长江与淮河。由于长江与淮河之间湖泊密布，所以，吴王挖凿的运河方式是人造河道连接湖泊和已有的自然河道，三者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在夫差开凿之后，在时代需求和水路变迁的因素促使下，又有后来多次改道。）
再者，秦并六国后，为了大一统的局面，挥师岭南，征讨百越。征战时久，为解决粮草转运问题，于公元前219年，命人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建运河，名为灵渠，修建成功后，秦始皇顺利统一岭南。
（灵渠，连接湘江和漓江，沟通长江和珠江，灵渠凿成通航的当年，秦兵就攻克岭南，随即设立桂林、象郡、南海3郡，将岭南正式纳入秦朝的版图。之后，同样经过历代修缮，发挥作用。）
到了隋朝，在已有的运河基础上，开凿连通。这条大运河分为两个方向，一段是从洛阳到涿郡（今北京），另一段是从洛阳到杭州，在民间话本中，隋炀帝开凿运河是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也符合大家对一个暴君的形象想象，但不管他如何暴戾，大运河的产生不能说是大兴土木的代名词，首先，运河不是隋朝的专利，只是已有的局部运河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和文化交流，所以促成了大运河的整体联通，另一方面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由于隋之前南北分裂几百年，运河的开凿可以对南方形成政治威慑和军事威慑。
明永乐年间定都背景，在元代大运河基础上，完善了京杭大运河。明成祖为了盖紫禁城，让大量的砖石木料通过运河运往京城，山东临清的贡砖，苏州的釉砖，淮安、徐州的花岗石，四川、湖广、浙江的木料……所以紫禁城也有“漂来的北京城”一说。
运送建筑材料之外，漕运的主功能还是用来运送粮食，即“漕粮”。明清时期，朝廷规定用粮食呈交土地税（以大米为主），要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八个省每年要向京城运送四百万石漕粮，每个省的粮船有明确的时间和路线，江浙地区的漕粮在秋收十月开仓，十一月各运粮船队装载完成，在杭州等地汇聚，按序出发北上，沿途各处征收漕粮，从不同的水道汇入大运河，度过长江后到达扬州，集结转班，在次年二月到达淮安，仓储转运，穿过淮河、黄河，在三月过徐州，进山东，四月到达通州，漕粮就到了朝廷的专属粮仓。在京杭大运河北端的大光楼，就是户部官员在通州码头验收漕粮而设立的办公楼。
为了增加漕运的容错，沿运河设立大型粮仓，称为水次仓，当水运受阻时，水次仓的储粮接续供应京城，除了临时供应京城，还可以辐射周围地区。在明景泰四年，长江北发生水患，都御史王竑上奏，希望淮安常盈仓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当时就一次性支出十几万石粮食赈灾。
明清两代管理全国漕运工作的机构设立在淮安，漕运总督由皇帝直接任命，主管八省境内漕粮的征收调度、一千七百公里水路的漕粮运输、十二万漕兵、一万多艘漕船，兼地方巡抚之职。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漕运的时空跨度之大，给漕运工作带来巨大的考验，1194年，黄河决口，人们迎来了黄河历史上第四次改道，淮河、黄河、运河在淮安交汇，三条河的水量、水位不同，给漕船航行带来诸多不便。
这里要提到两位治河的历史英雄，陈瑄和潘季训。
陈瑄，早年从征讨伐，任职多为行军镇守，永乐元年（1403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皇帝命他担任漕运总督（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漕运总督），此后管理漕运三十年，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水利专家，为明代漕运事业的发展和漕运管理制度的创立做出巨大贡献。当时的漕运沿运河抵达淮安后，须卸货用人力拖船过坝，再经淮河抵达清河，过程损耗巨大。陈瑄自淮安城西的管家湖起，开凿河渠，名为清江浦，将湖水导入淮河，并修筑四座闸门，用来泄洪。他还沿湖修筑长堤，提高水位来增强船只运输能力，使漕船可以直达黄河，其中利害不言而明。
潘季训，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为明代治河诸臣在官最***。因为黄河夺淮入海，带来了大量泥沙，他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和“蓄清（淮河）刷浑（黄河）”以保漕运的治运方略。他主张修筑高家堰，蓄淮河水于洪泽湖，抬高水位，阻止黄河水倒灌，出口加筑水坎，使流出洪泽湖的水加速，冲刷河道，下泻入海。潘季训的治河方法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后世许多治水名臣也沿用了他的治理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陈瑄逝世后，当地为表纪念，于清江浦东立陈瑄祠，在乾隆年间，加祀潘季训，改恭襄祠（恭襄为陈瑄谥号）为陈潘二公祠。
经过多代人的努力，漕运体系变得更加完整，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漕运的弊端逐渐显露，使得漕运的循环逐渐趋向失衡。
明朝来中国传教的利玛窦，在他的记述中写道，光是维护运河使其顺利通行，每年耗资百万两银子，他感叹这些举动对欧洲人来说真是匪夷所思。他的想法不无道理，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漕运是赔本的买卖，到了清中后期，一石漕粮运到京城的价格远超市场粮价，但统治者依旧不愿意发展海运来为漕运注入新鲜血液。因为漕运制度已经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了维护统治，为了国家机构的延伸，漕粮征收无法被取代，另一方面，明清的边海常年受倭寇侵扰，统治者决定***，全面禁止海运。
漕运不再充满活力，河道淤泥并没有根除，政治弊端百出，贪官污吏敲诈勒索，导致运到京城的漕粮年年减少，中央便年年下调漕粮征额，维护漕运体系的高额费用拿不出手，恶性循环，积重难返。无奈北京城十分依赖漕运，漕运稍微受阻，京城便会引发恐慌，在清咸丰八年（1858年），因为漕船晚到，物价飞涨，甚至有人抢劫了米仓。
内忧尚且令人忧愁，外患也悄然浮现。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际，英国使团借祝寿之名拜访中国，他们想一窥这个传说中黄金遍布的东方古国，并寻求清帝开放商业贸易，但是当时清政府仍然无法看清世界的迅速发展，拒绝了他们。使团的目的不只是建交，还有对这里的考察，他们穿过运河，意识到运河是清帝国的命脉。
1842年，英军在***战争中，不惜代价夺取了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清咸丰年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受太平天国冲击，停止漕运，以折银的方式收税，部分漕粮改为海运，到了同治年间，运河上只剩下四百艘漕船，并且外国开设轮船公司，机动轮船代替了帆船，全国各地粮食商品化日趋明显。
光绪十五年（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主修建卢汉铁路，他给出的漕运方案是从镇江用轮船装在漕粮，沿长江逆流到汉口，再经铁路直达北京。但还没等全部路线贯通，1901年7月2日，清政府宣布正式停止漕运，持续2000多年的漕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上，完毕，资料主题来源于央视的纪录片，部分名词解释来源于互联网百科。
下次写科普的话，会把漕运上的商船和麦小满的人物分析补上，等我拖延症拖够了自然就更新了（拖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