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兩年前寫成的論文，當時原本想發到機核的，但是忙起來就忘了，最近閒了下來決定把這篇文章也發一下。
前言
隨著時間進入20世紀，人類的科技水平空前發達，許多人們所幻想的一個美好的理性社會卻沒有形成，取而代之的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系列發生在理性社會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多數人觀念中，這些暴行被視為理性長河中的反常，是意外的產物。但如果我們詳細深入去探究其形成原因會發現，這些所謂“反常”的出現恰恰是現代性理性主義發展而形成的一種特定結果，甚至可以說大屠殺一樣的非理性行為恰好是現代性所提倡的種種理性思維所促成的。為何原本追求理性，追求秩序與科學的現代理性主義精神會滑向他的反面——一場全然混亂與血腥的大屠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因此，通過對於大屠殺的種種分析與認識可以幫助我們產生一個對於現代性的更全面的認識。
一、“祛魅”所造成的“現代化鐵籠”：馬克斯·韋伯的現代性基礎理論
（一）世界“祛魅”：理性主義的誕生
隨著工業化的浪潮，人們逐漸掌握了理性思維的能力，而選擇用一種全新的，理性主義的目光去重新審視這個世界。在工業革命前，“一直到18世紀，人們還認為：動物和人一樣，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對動物的審判屢見不鮮。羅馬公教徒在物體面前常抱有一種彷彿是對魔法的敬畏，或對聖事的恭敬，生怕侵犯了自然中的神聖秩序。”[1]這種現象隨著理性主義浪潮的到來一區不復返了。於是，人們開始堅信“從原則上說，再也沒有什麼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這樣的一種拋開了過去神秘主義而去用理性主義的思想解釋世界的方法便是“祛魅”。
韋伯說：“理知化與合理化的增加，並不意味著人對他的生存狀況有更多一般性的瞭解。它只表示，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任何時候，只要我們想了解，我們就能夠了解；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在原則上，沒有任何神秘、不可測知的力量在發揮作用；我們知道或者說相信，通過計算，我們可以支配萬物。但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除魅。我們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靈存在的野人那樣，以魔法支配神靈或向神靈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術性的方法和計算。這就是理知化這回事的主要意義。”也就是說，“祛魅”的到來使得人們或者說人們開始相信：這世上一切都是可以被用科學理論解釋的，或許我本人不能解釋，但是總有人可以解釋，甚至將來總會有辦法用科學理論來解釋這些現象。於是，一個理性的，客觀的，物質的世界在人的觀念中首次成型了，這也正是啟蒙運動的主要——將一種全新的思考認識世界的方法深入人心。這也成了我們現代社會以及科學理論發展的先決條件。
（二）諸神之爭：價值判斷的迷茫
理性主義幫助我們樹立了一套全新的，或許也是更好的認識世界的方法，促成了生產力的巨大飛躍，使得人的物質生活極度豐富，甚至造就了資產階級革命，把人類制度也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但是理性主義可以給我們認識世界的行為提供一套方法論，但他卻無法告訴我們為什麼要認識世界，無法給我們一個目的依據。
世界的一切都是可以被用理性的理念解釋的，太陽東昇西落不是因為太陽神和他的馬車，而是天體運行的自然規律。這樣一個世界必然是理性客觀的，同時也是冰冷的，一切真正的終極意義全都消散了。一個神聖的，終極的，毋庸置疑的真理消失了，人與人之間所基本公信的價值判斷標準不復存在了。因為理性科學只能告訴我們什麼是真的，但他卻無法論證什麼是對的，只能告訴我們如何去做，卻無法回答我們為什麼要去做。至此，價值判斷成為了每個人自己的人人不同的標準了。難以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統一的，永恆的，終極的價值標準。而我們每個人所信念的觀念就構成了一種類似舊日的神明的信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民族主義，國際主義等等，都是個人所進行的價值選擇，我們難以衡量其對錯。用韋伯本人的話說：“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最高貴的終極價值觀，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進入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
[4]於是一個“諸神之爭”的世界就出現了，我們各自有著自己的價值標準和價值判斷，宛如各自所信仰的神明們互相征戰。
（三）現代化鐵籠：理性主義所造就的制度鐵籠
理性主義在微觀個人的精神上造就了“諸神之爭”，而在龐大的國家機器或者說社會上則構成了“現代化鐵籠”。理性主義在制度上的最好體現就是官僚制的出現，由層層課級組成的龐大官僚體系使得每個人都成為了龐大機器上的一個細小齒輪，各自完成著自己的細小工作，通過千千萬齒輪共同鑄就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或者企業機器。在這樣的機器中，個人的意志幾乎無足輕重，或者不如說，這樣的官僚制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抹除個人單體意志從而提升工作效率。一臺機器不會因為一個齒輪的故障而無法運作，整個官僚體系也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心情而癱瘓，這就是官僚機器效率之上所鑄就的。
但毫無疑問，這樣的做法在大幅增加行政效率與穩定性的同時也必然將帶來大量的問題。個人的情感好惡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相當有限，整個行政體系將勢必變成一個冷冰冰的機器。而相應的政治體系制度也會逐漸變成一個冰冷的機器，行政人員的效率與專業能力的要求越發增加，而道德與同理心的需求則逐漸降低，一個追求極致效率的工廠流水線般的社會出現了，而這正是現代化理性主義所鑄就的制度鐵籠。
二、無思所導致的“平庸之惡”：漢娜·阿倫特的個體現代性無思
漢娜·阿倫特以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而在世界上享譽盛名，此書圍繞納粹的一名高級軍官艾希曼的審判開始。艾希曼在二戰後逃亡到阿根廷，最終在1960年被以色列捉拿，並與次年在耶路撒冷對其展開了審判，阿倫特在當時作為記者在現場旁觀了審判的全過程，這本書就是其報道的收集彙編而最終出版的。這本書有一個更加廣為人知的副標題，叫做“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那麼，什麼是平庸之惡呢？這要從艾希曼所表現出的形象說起。在我們印象中，納粹屠殺猶太人集中營的劊子手必然是惡貫滿盈，雙手沾滿鮮血的精神變態或者暴虐之徒。但在阿倫特眼中所展示出的艾希曼並不是這樣，阿倫特說艾希曼怯懦，平庸，聲稱自己的行為無非是為了服從上級的要求進而可以有機會高升，他從未意識到自己所謂的“服從行為”所造就的是千萬條人命的消失。而這並不是因為他精神變態或者道德敗壞，僅僅只是因為其認識的過於平庸以及放棄思考的無思所導致的無法認知到自身的罪行，無法判斷自己行為所導致的後果。[6]這樣一個平庸到甚至普通的人所造成的極惡就是平庸之惡。
阿倫特提出，之所以造成如此“平庸之惡”的原因分為兩個方向。首先是因為現代社會的功利主義與工具理性的制度體系所導致的道德盲視，而另一點就是個人的“無思”或者說放棄思考所導致的。
首先我們來看前者的制度上所導致“人的異化”，阿倫特說：“對政治學和社會學來說，有一點無疑非常重要: 極權政府的本性，抑或每一種科層制的本性，在於把人完全變成職員，變成行政機器上的小齒輪，從而令他們喪失人性。”我們在前文所提到的理性主義形成現代化社會的科層制並鑄就了現代鐵籠，這樣的鐵籠會使得人在其中逐漸成為冰冷的齒輪，將人從個體的人變成一個標籤化的職員，這一點阿倫特與韋伯的觀點異曲同工，下文鮑曼會有更詳細的論述，所以在此不再進一步深入。
然後是阿倫特的核心思想，無思所造就的個人平庸，由此引發的惡。艾希曼的無思源自於其對自身行為責任承擔認識的匱乏，缺乏自我行為的認識能力，同時也缺乏對於其行為對他人所構成的影響和後果的思考。這也標誌著許多看似“正常”的人類實則已經喪失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成為了整體社會機器上一個簡單上傳下達的齒輪，他們可能“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況下作惡”這也就使得出現了一種極為可怕的現象，一種沒有惡意，沒有任何殘暴的動機的罪惡開始出現。這一點與我們前文所提及的韋伯提出的價值真空所導致的價值判斷的消失有著相互聯繫的關係。當所謂終極的永恆的價值消失之後，人們在一片價值觀念的叢林中迷失，最終選擇了放棄選擇，放棄思考，成為了一個平庸的無思的人，這正是鐵籠困住個人的微觀表現。用阿倫特的話說：“他並不愚蠢，他只不過不思考罷了——但這絕不等於愚蠢。是不思考，註定讓他變成那個時代罪大惡極的人之一……這種遠離現實的做法、這種不思考所導致的災難，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還要可怕——事實上，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從耶路撒冷習得的教訓。”
隨之表現出的更為可怕的結論就是：並非遵循規範就可以為善。在各種情況下，即便我們循規蹈矩地從事著諸多規範法律，但可能在一定情況下這就導致了惡。在納粹德國，人們甚至依法行惡，這也使得做到不“無思”，做到真正的獨立思考在我們現在顯得尤為重要卻又尤為困難。如前文韋伯所提出的“諸神之爭”的觀點，在價值多元的結果下，個人在終極價值上呈現出碎片化與個人化，阿倫特將其稱為“內在世界異化”這使得平庸之惡的產生成為了現代性的一個幾乎必然的結果，這是現代性在微觀上於個人造成的影響的具象化體現。
三、秩序的理性化崩潰：齊格蒙特·鮑曼理論中現代性與大屠殺的關係
（一）現代性及現代社會的形成
與韋伯相同，鮑曼也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現代性與現代社會形成的理論，如果是韋伯身處於現代社會前期所提出的“祛魅”與“賦魅”理論像是先知對於未來社會問題的遙遠洞見，那麼鮑曼對於現代性的認識則是站在現代性已然成熟，甚至步入後現代時期，從一個“局外人”的視角來看待其特點，以此可以撕開由“概念、刻板印象、假定的真理、未經證實的事實等編制而成的帷幕”。因此，鮑曼的現代性觀點體系與韋伯雖有相承關係，但卻以歷史的角度得以更明確清晰地審視這一理念的特點。
1.現代性的形成
（1）現代性的核心是理性
在宗教時代，世界不是理性的而是神聖的，道德與行為的遵旨與至高無上的神意息息相關。而現代性以理性化的思維促成了世俗社會的來臨，標誌著人在脫離了神的旨意後也是可以獨立思考的，理性替代了神意成為了世界通行的標準。因此，現代性的核心就是理性。而隨著理性主義的深入人心，理性成為了一切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案，甚至一些問題我們短期內看不到具體的合理的解決方法，但我們堅信遵循理性的道路前進這個問題將必然得到解決，一個理性神話的現象以初具樣貌。在這個神話中，我們堅信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必然進步，隨著時間的推進，只要我們仍然在理性主義道路上前行科技就必然發展，因為現代科學就是理性主義的產物。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時間問題，因此興起了加速主義的浪潮。
這一點與韋伯的“世界祛魅”理論一脈相承，用一種更為現代的方式再次詮釋了世界從舊有的神聖社會走向理性的現代社會的過程，並指出了其中所潛藏的一種隱憂，一種科學神話的定時炸彈隨著理性主義的開疆擴土，伴隨著理性、科學一起被送入人們心中。
（2）現代性的核心需求是秩序
用鮑曼的話說：“在現代性為白己設定的並且使得現代性成為現代性的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建立秩序的任務(更確切地同時也是極為重要地說是，作為項任務的秩序的任務)作為不可能之最,作為必然之最,確切的說,作為其他一切任務的原型(將其他所有的任務僅僅當作自身的隱喻)現出來。”鮑曼提出，現代性的核心任務就是追求一種完美的秩序，將世間萬物進行分類，進行解釋，用一種經驗的方式來給世界賦予一種科學化的合理解釋。這個過程用韋伯的話說就是“祛魅”的過程。
這個過程在科學化世界的同時也必將帶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用一種嚴格到近乎神聖的理性主義去看待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以期構建起一個秩序的王國，這個過程中必然會遇到許多誤差，反例以及難以歸類的模稜兩可的事物。而理性主義對這樣事物的難以處理造成了其一種近乎病態的“園藝觀念”對於這樣不和秩序的產物產生修建雜草的慾望。這一點會在下文中詳細闡述。而悖謬的是，正是這種絕對秩序的要求，構成了越來越多的混亂，促成了一系列無序行徑的出現。要求推行一種統一的理論解釋世界，也就導致了更多此種理論無法解釋的事情成為了失序。這一點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中，全人類的歷史中的例子都不勝牧舉。
（3）現代性希望消除矛盾性的存在
從上一點中更進一步，我們可以發現，現代理性主義思維天生的對無序的、不可控的事物存在極其巨大的厭惡情緒。乃至我們創造了諸多理論希望將世界的運行合理化，把諸多事務可控化，讓一切事物興衰都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但秩序與混亂本身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相伴相生，並非可以只求其一消滅另一方。我們追求秩序的行為都會促成新的混亂（或者稱為矛盾性）的產生，每誕生一種全新的分類世界，解釋世界的方法，必然會造成新的事物成為這一解釋的特例而無法納入體系中。也就是說，矛盾性會隨著現代性的高歌猛進而越發強大。
2.現代社會的特徵
前文中，我們分析了鮑曼觀點中現代性的諸多特點，現代性的普及促成了現代社會的誕生，由這些特點形成的現代社會必然具有許多孕育於現代性之中，近似於“原罪”的特徵，下文我們將闡述鮑曼理念中現代社會的特徵。
（1）現代社會要求用理性的法律來控制人與萬物
這一點就如同前文韋伯所說的現代性鐵籠，現代社會通過理性構成的法律與制度體系來構建框架，願意是藉此提升自身行為的效率，但卻構成了一個體系，通過理性化的法來指導，教化其他處於理性之外的人或事物，以此構建起一種屬於現代性的法制的“文明化”視角。
（2）現代社會追求可控的一元而非混亂的多元社會
如同鮑曼分析現代性特性中提出現代性追求秩序，希望可以消除矛盾性。由此誕生的現代社會天然的帶有希望塑造可控的單一的，一元社會的期望。不能容忍在價值體系上與自身相左的“不合理”事物的存在，忽視了個體的多樣性，更傾向於指導個人融入社會的一元，進而消退個人的多元特徵。這一點藉由冷戰中美蘇兩國有關意識形態的分歧產生的諸多爭端可以大概窺見一二。
（3）現代社會要求用制度來規範社會
在前兩者的結合下，現代社會通過法律確認自身的合法性，而現代社會又希望追求可控的一元景象，而非多元的混亂不可控情況。因此通過法律制度來規範整體社會就成為了一個極為合理的必然手段。而這一點，正與前文阿倫特的平庸之惡觀點遙相呼應，在現代社會，人不再是單純遵守社會規範便會正確地不作惡。因為理性的法律是合理化的工具理性產物，而工具理性是道德中立的。
（二）大屠殺：現代性鑄就危機的具象化
在我們通過前文大量篇幅闡述齊格蒙特·鮑曼的現代性理論的基礎上，我們再將視野轉回大屠殺上，通過鮑曼的理念再來審視大屠殺這件事本身，我們會發現成為了鮑曼現代性理論的一個極為精準的註腳，也是其理論中現代性所導致的諸多問題形成的一個“近乎必然”的結果。之所以說“近乎必然”是因為大屠殺不僅是現代性的失敗，也是現代性的產物，更準確的稱呼是大屠殺是現代性的隱憂，或者用韋伯的話說叫“選擇親和性關係”。
1.現代性的“園藝”理念給予了大屠殺合法性
在前文中，我們談及了現代性追求秩序，希望通過分類與科學解釋，將世間種種都納入進一個科學的、合理的體系中。而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對於自身的理性能力產生了高度的自信，認為可以通過自身的理性觀念，按照自己提出的理性理論去塑造這個世界。“現代性的展開就是一個荒野文化走向園藝文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就會有人走向臺前，成為一個“園藝師”按照自身的理念對於“園中植物”進行裁剪，保留自身認為的秩序與規範，而裁去那些雜草與旁支。這麼一個看起來非常秩序與理性的行為，卻正是大屠殺這一現象的思想源流。在這些“園藝師”看來，自身的行為是為了維護社會整體發展的秩序，裁剪的雜草是為了整體秩序的正義而不得不為的小惡，是必要之惡。在他們看來，自身的行為是具有百分之百的正當性，因為他們將自身的理念視為理性與科學的化身。換句話說，這一裁剪行為的正當性正是由理性主義，對於進步的終極確信背書而得以具有絕對的正當性。因此，鮑曼認為：“沒有現代文明，大屠殺是不可想象的。”
將理念具象化到時間，在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猶太人就成為了這一片“秩序花園”中的不合理的雜草，因此將其剔除也是極為合理的決定。他們拒絕被同化，被融入日耳曼民族，德意志民族體系的納入合理化，規範化的理性世界，因此一種對於其不願歸化的不合理的，打破了現代社會規律的行為，社會整體逐漸產生了憤怒，而這種情緒積累的結果就構成了強烈的民族主義與不可挽回的災難性後果。“在因為白我控制和白我管理的雄心而顯得獨特的現代社會里，種族主義宣佈存在著某一種群的人。他們頑固並死不回頭抵制所有的控制，並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響”
2.現代官僚體制制度給予了大屠殺的土壤
在前文韋伯所提及的有官僚制體系構成的現代化鐵籠在大屠殺中擔任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阿倫特也提及艾希曼自身的不思所構成的平庸之惡，讓他無法認識到自己在進行簡單的上傳下達的工作中，是如何構成了龐大的屠殺機器中一個齒輪的作用。官僚制體系將一個龐雜繁瑣的工作流程拆分，分工，將其中無數的工作交由不同的人分門別類負責其中一個細小的部分，而使得人們難以看到整個工作的全貌，也讓他們的責任承擔意識被削減了。這麼一個流水線化的辦事體系必然造就了工作效率的提高，人們只要各司其職就可以保證整個機構順利高效的運作下去，可能其中一個人能力不足，但這並不會影響整體機器的運作效率。但這樣的行為導致的一個極為可怕的後果就是誕生了前文所述的艾希曼這樣的“平庸之惡”。
人們無法從零碎的細瑣的工作中窺見自己工作的全貌，一個負責填寫表格的文員難以意識到自己在登記送往奧斯維辛的猶太人名單，自己在表格上蓋上的核實印章事實上也是這些猶太人的死亡宣判。也正是因此，傳統的道德壓力與道德規範在這種官僚體系的作用下出現了驚人的普遍性的失效，無數平日裡甚至可以說是和藹可親的人，在流水線上犯下了令人髮指的，難以原諒的罪行，而自身卻對此毫不自知，完全難以意識到。這也正是“平庸之惡”這一概念在宏觀制度上的構成原理。
在這樣的流水線環境下，人不再將他人視為一個個鮮活的獨立的個體生命，而是輕易將其視為一個抽象的違反秩序的概念的聚合體，人的概念被異化了；同時，個人與直接屠殺的距離被保持的足夠遠，使人難以遭受，甚至是難以覺察到對於自己的道德壓力。所以一個可怕的現象出現：“現代性並沒有使人們更為殘暴；它只想出了一種辦法：讓殘暴的事情由那些不殘暴的人去完成。”
3.現代性的道德中立促成了大屠殺的實現
在前文中，我們闡述了韋伯提出的理性主義無法回答世界的終極意義，也無法告訴我們什麼是對的，現代理性無法幫助我們實現價值判斷，所以只能構成一種工具理性。而這一點在大屠殺中得到的很好的體現。
大屠殺在制度上的成功歸功於官僚制的流水線式工作，而大屠殺在技術上可以實現則是歸功於工具理性以及其去道德化的實現。根據米格拉姆的實驗：殘酷只是輕微與執行者個性有關，更多地是和權威與下屬關係相關。這說明了並非是現代社會的科學理性構成了人民的道德滑坡，讓人人都成為了惡貫滿盈的罪人，只是道德與人們行為的相關程度被減輕甚至消失了，因為行動依靠理性進行科學的指導，而科學的理性指導並不會告訴你事物的對錯，只會告訴你該如何去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道德居然出人意料地在思考是非對錯時被中立了，或者也可以說是被忽視了。這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阿倫特所說的“無思”。或者我們也可以更進一步換個說法，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我們可以形成道德規範，規範會告訴你應該怎麼做，但我們無法形成道德能力，道德能力需要你去思考是否應該這麼做，或者為什麼要這麼做。也就是因此，阿倫特所提出的可怕現象得以成真，在這個時代，單單做一個循規蹈矩的、遵循道德規範的平庸之人並不能讓我們免於行惡。
四、烏托邦的消退：理性的侷限性
在探究完鮑曼對於大屠殺的諸多理論後，我們會發現，大屠殺可能完全不是理性社會的一個意外，而恰好是理性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理性社會的諸多情況天然地給大屠殺的產生造就了極為便捷的環境。而這便會令人聯想到波普爾和哈耶克對於這種“園藝”工作類型的理性主義社會結構的批判。
波普爾提出了對於“烏托邦社會工程”和“歷史決定論”的批判。那什麼是“烏托邦社會工程”？烏托邦社會工程就是人認為可以通過自身的理性設計出一套完美的社會藍圖，並且只要按照這麼一套藍圖去設計改造世界就必然可以誕生一個完美的世界。而在這一套“烏托邦”的感念下有一套美妙的觀念作為支撐，也就是“歷史決定論”。認為歷史會一套完備的理性規律決定，會必然地朝著某個確定的方向發展。哈耶克將這種現象稱為“理性的自負”，哈耶克提出，人們會“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來締造我們的未來，實際上卻不知不覺地創造出一種和他們想要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能想象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現代理性給了我們一個極為致命的誘惑，就是讓我們希望用理性去進行整體設計，用理性的規劃來擺脫和征服現代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不確定給我們帶來的不安和焦慮。這一觀點與前文鮑曼和韋伯所提出的這種想用秩序化，修建園林的做法恰好相合。
結語：
本文通過對於韋伯，阿倫特還有鮑曼的理論思想進行了簡略的概述，最終通過波普爾和哈耶克的“理性的自負”作為對於現代性困境的一個集中反應。現代性困境的構成原因極為複雜且多樣，許多大家都對其進行過論述，但歸根結底，這些原因的根本中心都是理性主義的誕生所導致的改變。
上述幾位大家都對於現代性困境提出了自己心中的解決方法，韋伯提出將藝術作為“賦魅”的方法，通過“賦魅”來使世界重新擁有一定的“魅”，以至其不成為一個完全的冰冷機器。阿倫特則將個體的“無思”視為最迫切也是最為力所能及的問題所在，其人生的後半生都在思索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鮑曼則是提出了“後現代性倫理”用一種非理性的多元化的方法來尋求出路。哈耶克則是現在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的先驅者。先人們用各自的努力尋找著解決現代性問題的根本方法。
而當時代到了我們現在，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世界看似煥然一新，許多人都認為互聯網的到來會使得人類彼此連接，一個嶄新的烏托邦將降臨人間，但事實確實互聯網永久改變了人類的世界，但一個美好的烏托邦並未出現，紛爭，對抗，謾罵，暴力，乃至信息時代的“網絡大屠殺”屢屢出現。在未來等待著我們去思索，探求的道路仍然漫長且艱辛。
參考文獻：
單世聯：《論“除魅-祛魅”的文化悖論》，天津社會科學 2021年第5期
馬克思·韋伯：《社會學文集》，閻克文譯，人民出版社 2010年
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錢永祥譯，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
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新星出版社 2021年
劉文瑾：《阿倫特與惡的現代性悖論》，現代哲學，2018年第4期
漢娜·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安尼譯，譯林出版社 2017年
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西蒙·塔貝特：《從現代性到流動的世界——齊格蒙特·鮑曼訪談》，孫亮譯，國外理論動態 2020年第4期
齊格蒙特·鮑曼：《對秩序的追求》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齊格蒙特·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洪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譯林出版社，2002
齊格蒙特·鮑曼：《生活在碎片中——論後現代道德》，鬱建興等譯，學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