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道者勤修·悟道者证心
性命双修与禅道融合
在中国，佛教与道教作为两大宗教修养体系，发展至中、晚唐时期，各自逐渐走向成熟。在佛教领域，慧能所开创的禅宗南派，自中唐以来便风靡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对儒家和道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晚唐以来儒、释、道三教思想的融合。而在道教方面，
唐玄宗时期的著名道士张果，继承并发展了《周易参同契》的学说，撰写了《太上九要心印妙经注》等著作，深入阐述内丹之道。与张果同时代的罗公远、叶静能也著有内丹书籍《真龙虎九仙经注》。晚唐以后，随着外丹服食理论的衰落，内丹学逐渐兴起。
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施肩吾、彭晓、刘海蟾、陈抟等一批内丹家活跃于世，积极宣扬内丹学，撰写了多种丹书，使得内丹一时成为道教炼养术中的热门，有取代其他传统炼养术之势。南禅与内丹的相继辉煌，标志着佛教与道教在身心修养之学上达到了高度成熟。
在唐五代期间活跃的内丹家中，钟离权与吕洞宾的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内丹学派的主流。钟离权及其徒弟吕洞宾，以及吕洞宾的徒弟施肩吾、刘海蟾，还有与吕洞宾亦师亦友的陈抟，都因内丹炼养而享有高寿，甚至展现出一些神奇的异能，因此被世人神化为神仙。例如，《宋史·陈抟传》中记载吕洞宾“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陈抟则有着一睡数月、能知他人心思的异能。这些内丹炼养家大多独自在山野中修炼，或云游四海，并未组织宗教教团，只是以炼养术闻名于世，赢得了人们的敬仰和赞美。直到金初的王重阳，才建立了以内丹炼养为核心的宗教教团。
内丹炼养原本是中国传统的炼养术，与佛教并无直接关联。然而，随着佛教南禅的华化，它开始融合道家思想。从气功的角度来看，禅宗与内丹学确实有着相通之处。
据南宋释志磐的《佛祖统纪》记载，吕洞宾曾在唐末参访鄂州黄龙山的机禅师，经过对答后被深深折服，留下“自从一见黄龙后，始悔从前错用心”的偈语，从此学习禅宗，开创了钟吕内丹派性命双修（即道禅双修）的先河。
在金代辑录的《纯阳真人浑成集》中，吕洞宾传世的诗偈如“真性元来得自由”、“回光对面是家山”等，以及《道枢》中辑录的吕洞宾所著《观心篇》，都可见到禅宗影响的痕迹。据传为吕洞宾所作的《敲爻歌》大力倡导性命双修，其中有“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性，不修命，万劫阴灵难入圣”的警句。吕洞宾所倡导的性命双修、禅道融合，成为北宋以来内丹学派发展的共同趋势。
而张伯端，则是北宋时期性命双修、禅道融合内丹学高度成熟的代表人物。
佛道融合的集大成者
张伯端，又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浙江天台缨络街人。据南宋初年翁葆光的《悟真篇直指详说三乘秘要》记载，张伯端的生卒年为987年至1082年，享年九十六岁。元代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张用成传中称其活了99岁，应为96岁之误。张伯端年少时曾攻读进士，学识渊博。他在《悟真篇序》中自称：“我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广泛涉猎儒、释、道三教的经典，以及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无不留心研究。”然而，他后因犯罪被贬至岭南服兵役，从此科举无望，长期屈居幕府之中，未能得志。因此，他转而向往宗教炼养之学，研究丹术多年。神宗熙宁己酉年（1069年），张伯端已82岁高龄，随陆优镇守四川，担任四川节度制置使安抚司参议。在成都天回寺，他遇到了一位异人，传授给他丹诀，于是他撰写了《悟真篇》来阐发所学。此后，他又深入研究佛经禅语，撰写了《禅宗歌颂》36首附于《悟真篇》之后，也被称为《禅宗诗偈》、《悟真篇拾遗》、《悟真篇外篇》。
关于张伯端的师承，他在《悟真篇序》中只提到在成都“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在《悟真篇后序》中则称“遇师传授丹法”，但均未明确说明其师为谁。后来，陆优的孙子陆思诚在《悟真篇记》中推测，张伯端所遇的异人可能是刘海蟾。这一推测在张伯端的四传弟子白玉蟾那里得到了确认。白玉蟾的门人留元长在《海琼问道集序》中说：“张（伯端）得于刘海蟾，刘得于吕洞宾。”陈守默、詹继瑞在《海琼传道集序》中也提到：“金丹神水华池之说，昔者钟离云房（权）以此传之吕洞宾，吕传之刘海蟾，刘传之张平叔。”南宗末期的李简易在《玉溪子丹经指要·仙派》中将张伯端列为刘海蟾的传人。白玉蟾的再传弟子萧廷芝在元仁宗延佑七年（1302年）所撰的《道德真经三解序》中列出了“大道正统”，称“浮黎元始天尊递传李亚，李递传钟—吕—刘—张，从浮黎元始天尊至张伯端，凡31传”。元代的赵道一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张用成传》中也说张伯端在成都遇刘海蟾传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然而，翁葆光在《悟真篇注疏序》中却提到张伯端在成都遇青城丈人传授道要。青城丈人是道教神谱中的“地仙之主”，并非历史人物，这显然是一种依托之词。
张伯端的后学，尤其是南宋时期的白玉蟾一派，肯定张伯端为钟吕系刘海蟾的徒弟，这无疑有光耀门庭、借此与全真北宋比肩的意味。但从张伯端的学术思想来看，他无疑直接继承了钟吕派的内丹学，尤其遵循了吕洞宾性命双修、禅道融合的路线。陆思诚在《悟真篇记》中早就指出：“又考世之所传吕公《沁园春》及海蟾诗词，无一语不相契者。”因此，张伯端师承刘海蟾并非没有可能。据多种史料记载，刘海蟾活动于五代至北宋末年，《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说他曾在五代时担任燕主刘守光的宰相，原名操字昭远，后改名玄英字宗成号海蟾子。他遇到吕洞宾传授内丹之道后便弃官修炼，往来于终南、太华二山之间。五代北宋期间，他曾与张无梦、种放一起访问陈抟，后来隐居在代州的凤凰山，著有《还金篇》流传于世。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他云游名山，后来出现在成都。刘海蟾云游传道影响颇大，名道士蓝养素、马自然等都是他的门下弟子。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10中记载名宦晁迥早年也曾向刘海蟾学习炼气服形之法。《东轩笔录》则记述了官僚李观曾见过刘海蟾，刘海蟾还托他向蓝养素传话。两宋间的人曾惜在其所著的《道枢·火候篇》中自称遇到刘海蟾后才明白自己以前所学都是错误的，可见刘海蟾至少在北宋末年仍然活动于世。因此，张伯端在熙宁二年于成都遇到刘海蟾是完全可能的。即使他所遇之人并非刘海蟾本人，也可能是钟、吕、刘一系的内丹传人。
张伯端的禅宗之学则多受当时云门宗大禅师雪窦重显的影响。他在《禅宗歌颂》中有一首《读雪窦禅师<祖英集>》，称雪窦为师并赞美道：“吾师道高言语畅，留在世间为榜样。”雪窦重显（980-1052）与张伯端是同时代人，居住在浙江明州的雪窦山资圣寺，离张伯端的故乡不远，张伯端似乎曾亲近过他。
张伯端最著名的作品是《悟真篇》，而这部作品中自然包含了《禅宗歌颂》。《道藏》中还收录了张伯端的其他著作，如《金丹四百字》和《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金丹四百字》的序言通过串联解释内丹术语的方式，简要阐述了内丹修炼的要领，实际上是对《悟真篇》内容的阐释和补充。
大约在元代编纂的《修真于书》中也收录了《金丹四百字》，其序言末尾提到：“如今因马自然离去，我讲述这几句话，你好好体味。”同一书的第六卷中，白玉蟾的《谢张紫阳书》写道：“昨日到达武夷山见到马自然，他口头传达了张伯端的教诲，并出示了长达四百字的宝贵文书。”这意味着《金丹四百字》是张伯端通过马自然转交给白玉蟾的。考虑到白玉蟾与张伯端相隔近两百年，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白玉蟾为了神化张伯端而加入的。《金丹四百字》还有白玉蟾同时代的黄自如作的注释，这并不一定是白玉蟾的追述。
《青华秘文》的书首歌颂中提到该书是由张伯端的年轻弟子王邦叔传承的。该书卷首描述：“张子（张伯端），像个山野之人，身披百衲衣，从成都回到故乡的山中。”这段描述不像张伯端的口吻，文笔也较为粗糙，可能是张伯端口述，而由王邦叔等人记录整理而成的。此书对内丹理论的论述非常深刻，对内丹秘要的阐述比《悟真篇》更为清晰，是一部高水平的内丹专著，其深度似乎非张伯端莫属，可视为他晚期思想的代表作。
《悟真篇》（内篇）、《禅宗歌颂》和《青华秘文》分别代表了张伯端在炼养修行过程中三个不同阶段的思想：初期，他从儒家转入道家，主张钟吕派的传统内丹修炼；中期，他从道家转入禅宗，以禅宗学问为终极追求；最后，他将禅宗融入内丹修炼，形成了性命双修的内丹学说。总体来看，张伯端的炼养思想以先修命后修性、由道入禅为特点。这意味着他从钟吕派传统内丹的修炼方法入手，从修炼生命——炼化精气开始，循序渐进，直至炼气化神后期及炼神还虚阶段，则借鉴禅宗或融合禅宗，以彻底领悟禅宗所说的“性海真源”为最终目标。张伯端在元丰元年（1078）所写的《悟真篇》内外篇《后序》中说：“学习修道的人如果不通晓性命之理，只单独修炼金丹，那么性命之道就不完备，运心就不广泛，物我就难以齐一，又怎么能达到究竟圆通、超脱三界的境界呢？……因此，在这部《悟真篇》中，我首先用神仙命术引导人们修炼，其次用诸佛的妙用来拓展人们的神通，最后用真如觉性来遣除人们的虚幻妄想，使人们回归究竟空寂的本源。”这完全是从佛教的观点出发，以由道入禅为最终归宿。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张伯端晚年“与刘奉真等人广泛宣扬佛法”，临终前写下尸解颂说：“四大（地、水、火、风）将要散去，浮云已空，唯有一灵妙有，法界圆通。”他去世后，“得到千百颗舍利”，“颜色都是深绿色”等等。
在两宋时期的钟吕派内丹家中，大多数人都遵循吕洞宾的旨意，主张性命双修、禅道融合。但在修炼的具体步骤上，则分为对立的两派：张伯端开创的南派主张先修命后修性；而金朝初年王重阳开创的全真北派则主张先修性后修命。
明朝人宋濂在《送许从善学道还闽南序》中提到道家内丹炼养之学时说：“从宋金以来，谈论者越来越多，南北分为两宗：南方是天台的张用成（张伯端），他的学说主张先修命后修性；北方是咸阳的王中孚（王重阳），他的学说则主张先修性后修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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