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看，两章一起发试试。看过第一章的xd可以翻到下面接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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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完功壳机动队时，我对赛博朋克的好奇很深。同时苦于这个概念设想的宏大，总觉得全方面的解读太过于复杂，而我不是搞社科研究的。
我读了攻壳机动队里喜欢引用的海明威和塞林格的几本相关书，主要从意向隐喻的角度试着展开自己的分析。写一点发一点，主观分析错谬轻喷。大伙攻壳机动队和书都没看过其实也能看，毕竟海明威的冰山之下，塞林格的他妈之中隐藏的东西不看分析还真看不懂。
引言
当霍尔顿·考尔菲德站在纽约中央公园结冰的湖边考虑那个他妈追问了三次司机霍维茨的野鸭与鱼的存亡问题时，绝不会想到，约莫半个世纪后，名叫草薙素子的机器妞在东京新港区的数据暴雨中，与他共享同一种孤独。
这种孤独不属于任何时代，却寄生在所有时代的裂痕中——当海明威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留下的不仅是“迷惘一代”的墓碑，更成为了押井守等人揭示赛博朋克精神内核的参照。
赛博朋克不但是技术的狂想曲，也是“迷惘一代”文学基因在数字时代的传承与变异。通过《攻壳机动队》这面棱镜，我们将看到折射出来的幻想造物，反映内心的海市蜃楼。
弹片与义体：创伤的物化
在《永别了，武器》的结尾，弗雷德里克·亨利穿过雨中空荡的街道，他的膝盖里残留着奥匈帝国的弹片。这个被战争剥夺了爱情与信仰的男人，与《攻壳机动队》中失去肉身，只能反复拆卸义体的素子形成了镜像——前者用残缺的肉体铭记世界大战的创伤，是工业化战争对人类身体主权的剥夺；后者用机械肢体承载技术革命的创口，宣告了技术资本主义对身体的二次殖民——弹片是战争暴力的固态残留，义体是数据暴力的流体渗透。
海明威的“硬汉”们总在狩猎、钓鱼、潜泳、斗牛的肉体经验中确认存在，但弹片或者性创伤带来“身体不再属于我”的意识，素子却在每次更换义体时质疑：“这个承载‘灵魂’的躯壳，还是我吗？”这种对身体物质性的焦虑，实则是同源的：当传统意义上的“完整人类”被战争/技术肢解后，存在主义危机便从伤口中喷涌而出。
《攻壳机动队》中的义体化身体，将这种创伤符号推向后人类维度。当素子从高楼坠下，义体支离破碎时，她的痛觉不再取决于肉身神经信号，而是电子脉冲的尖锐蜂鸣。在她发现自己的童年记忆是政府植入的伪造数据时，表明情感与智识都能受机器左右，控制，修改；资本市场流通运转，贫困阶层贩卖器官换取劣质义体，而权贵通过克隆技术永生——这都是机械与血肉的交换，人从“战争耗材”转变为“身体商品”。
身体的异化，呼应了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理论崩塌——主体即身体的缺失，“身体现象学”（认为“身体是世界的媒介”）在技术时代沦为代码的附庸。当素子拆解义体时，她完成的不仅是一次物理检修，更是对笛卡尔思想“我思故我在”的赛博解构（理智主义代表，与身体现象学相斥）。“将世界构想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普遍构成意识’的构造活动的产物（集体无意识），“网络无限宽广”的意识之海。于是最后素子跳入网络，意识与感知（ghost）不再需要身体为凭依，身体只是电子、数字与机械的合成工具，打破了虚无桎梏。
在《老人与海》中，老人拖着马林鱼的骸骨返航时，他守护的不是鱼肉，而是作为渔夫的尊严；同样，素子与傀儡师融合时，她争夺的不是数据主权，而是作为意识主体的自证权。两者的抗争都指向一个终极命题：当外部力量（战争/技术）将人异化时，我们何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医生用镊子夹出那块扭曲的金属时，它闪着和勋章一样的光。” 这种反讽揭示了工业化战争的本质：国家用勋章嘉奖杀人效率，亨利也因此膺获勋章。同样的，义体不像血肉般苦弱，如此少佐才能进入乃至带领九课。但脊柱接口的插拔动作能否使素子也感受到海明威笔下弹片取出时金属刮擦骨头的凉意？
现代性童年的最后壁垒：如果有人抓到别人在穿越麦田
“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当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
《麦田里的守望者》主角霍尔顿·考尔菲德幻想的麦田是一个拒绝进化论的乌托邦——孩子们永远奔跑在纯真的麦田，而成人世界的虚伪如同悬崖，骇然如临深渊，人心险恶渺茫不可捉摸。塞林格为什么选择麦田作为象征呢？我还记得黑泽明《梦》中仅仅一幕对梵高形象的表现——孤独地坐在麦田中画着。
他仍心怀纯真，被秋风从人间捎拂，消融在麦田之中。（梵高生前描摹过很多幅“麦田“，其中名作《麦田上的鸦群》被某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其绝笔画作）
麦田作为播种小麦的田野，在农耕时代被认为是“自然“的，在中国就有田园派诗人如陶渊明等。在工业自动化时代，塞林格眼中的麦田是未被技术理性污染的一隅,仍拒绝被规训为工业化的农场，因为其将转变为效率至上的资本工具。
在书中，霍尔顿表现出对康德所定义的启蒙理性（成熟）的反抗：对抗“假模假式”世界的最后壁垒，就是向成熟叛逆，永远“不理智”。因为就现代性看来，确立自我主体性就宣布了对不成熟的一劳永逸的决断告别。（理解为出社会独立的那一刻，父母亲戚将减少介入引导，个人的行为由自己判断）
康德也认为不成熟状态时存在着对生命，自然，神奥，美德传统的敬畏，认知需要从他人处获取，因此求知过程将保持谦卑。（联系人的孩童时期， “圣洁”与“婴儿”二词产生联系）然而成熟后，人们将对生命，自然，神奥，美德传统“袪媚”，往往按既定的思想认知判断事物，启蒙反而导向了蒙昧与专断。
霍尔顿痛恨“浮夸“这类成人世界的词汇，认为它们掩盖了真实的污秽。霍尔顿的哥哥D.B是他崇拜的对象，D.B曾经写的书他很爱读。
但霍尔顿却渐渐地对他不再喜欢，因为他去了好莱坞“卖身”，拍最讨厌的浮夸的电影去了（取材自塞林格经历，攻壳机动队里有集超现实电影，导演用了《香蕉鱼的好日子》,素子评价：“我当然不会说那是个糟糕电影。不过基本什么娱乐都是暂时的，像这种无始无终，一味迷住观众使其无法离开的电影，不管多了不起，只是有害无益。”）；他经历了战争，“喜欢像《永别了，武器》这样一本虚伪的书”。可见霍尔顿眼中，电影如素子批评般有“娱乐至死”的性质，浮夸而不真实；海明威用战争强迫长大为“硬汉”。这都代表了曾经的D.B已经死去了，D.B仅残存在所作小说的书页中。
所以在《攻壳》中，素子和葵才在图书馆见面，而这个少年的职责则是在看守所中引导孩子们，避免网络的过度沉迷，不也是“守望者”的角色吗？在托古萨抓住葵踪迹时，葵抹除了几个孩子的记忆，并留下了棒球手套，上面用蓝色颜料写着句子：
“You know what I’d like to be？I mean if I had my goddam choice,I’d just be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all.”
这对应了《麦》中“我弟弟艾里有个左撇子用的外场接球手套——他是个左撇子。但这个棒球手套值得描述的原因，是他在上面写满了诗歌，手指、手掌哪儿全是，用的是绿色墨水。”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涂满的诗歌文句是沉默的，纯真无需被言说，只需被守望（后文将展开）；棒球手套就是“catcher”,《The catcher in the rye》,直译是《麦田捕手》——最后才是我们熟知的翻译版本。
艾里因白血病死去，但棒球手套传到霍尔顿手中；葵（霍尔顿）被九课发现，但棒球手套留给了孩子们——“模因”（meme）仍存在，也许历史幽长甬道中仍有希望的微光。
素子和葵在见面时碰面的暗号，红色猎帽戴在头上，鸭舌反转向后，这就是叛逆的象征。素子想必也在默默对眼前这个少年致以敬意。
“我所做的，是把猎帽的帽檐转过来拉下盖住眼睛，那样就他妈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觉得我眼睛快瞎了。’我用很嘶哑的声音说，‘亲爱的妈妈，这儿一切变得这么暗。’
‘要是才他妈怪呢。’我取下帽子打量着。我眯上一只眼睛，好像正在瞄准它。‘这是顶杀人帽，’我说，‘我戴这顶帽子杀人。’“
（《攻壳》中）笑面男的对社会犯罪，将从资本的化身——狗日的资本家开始。然而……（后文将叙述葵的反抗）。
《麦》的终幕，在无谓的叛逆后，霍尔顿对生活幻灭，想逃开一切时，小妹妹菲比拉住了他。看着菲比丫头骑旋转木马的场景，他决定回家。旋转木马的循环运动隐喻着童年的永恒性——
“她突然亲了我一下，然后伸出手说：‘下雨了，开始下雨了。’ ‘我知道。’ 接着她所做的——让我他妈差点儿开心死了——她把手伸进我的口袋取出猎帽，并把它戴在我头上。”
故塞林格仍将希望报与下一代孩童。菲比的纯真尚存于肉体；而《攻壳机动队》的赛博朋克世界中，无论是人类（素子）将意识上传至云端;还是AI（塔奇克马）获得人格后，“纯真”的延续链似乎迎来了最后终结。
后文待续，看反响吧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