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麼沒人看，兩章一起發試試。看過第一章的xd可以翻到下面接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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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完功殼機動隊時，我對賽博龐克的好奇很深。同時苦於這個概念設想的宏大，總覺得全方面的解讀太過於複雜，而我不是搞社科研究的。
我讀了攻殼機動隊裡喜歡引用的海明威和塞林格的幾本相關書，主要從意向隱喻的角度試著展開自己的分析。寫一點發一點，主觀分析錯謬輕噴。大夥攻殼機動隊和書都沒看過其實也能看，畢竟海明威的冰山之下，塞林格的他媽之中隱藏的東西不看分析還真看不懂。
引言
當霍爾頓·考爾菲德站在紐約中央公園結冰的湖邊考慮那個他媽追問了三次司機霍維茨的野鴨與魚的存亡問題時，絕不會想到，約莫半個世紀後，名叫草薙素子的機器妞在東京新港區的數據暴雨中，與他共享同一種孤獨。
這種孤獨不屬於任何時代，卻寄生在所有時代的裂痕中——當海明威用一顆子彈結束自己的生命時，他留下的不僅是“迷惘一代”的墓碑，更成為了押井守等人揭示賽博龐克精神內核的參照。
賽博龐克不但是技術的狂想曲，也是“迷惘一代”文學基因在數字時代的傳承與變異。通過《攻殼機動隊》這面稜鏡，我們將看到折射出來的幻想造物，反映內心的海市蜃樓。
彈片與義體：創傷的物化
在《永別了，武器》的結尾，弗雷德裡克·亨利穿過雨中空蕩的街道，他的膝蓋裡殘留著奧匈帝國的彈片。這個被戰爭剝奪了愛情與信仰的男人，與《攻殼機動隊》中失去肉身，只能反覆拆卸義體的素子形成了鏡像——前者用殘缺的肉體銘記世界大戰的創傷，是工業化戰爭對人類身體主權的剝奪；後者用機械肢體承載技術革命的創口，宣告了技術資本主義對身體的二次殖民——彈片是戰爭暴力的固態殘留，義體是數據暴力的流體滲透。
海明威的“硬漢”們總在狩獵、釣魚、潛泳、鬥牛的肉體經驗中確認存在，但彈片或者性創傷帶來“身體不再屬於我”的意識，素子卻在每次更換義體時質疑：“這個承載‘靈魂’的軀殼，還是我嗎？”這種對身體物質性的焦慮，實則是同源的：當傳統意義上的“完整人類”被戰爭/技術肢解後，存在主義危機便從傷口中噴湧而出。
《攻殼機動隊》中的義體化身體，將這種創傷符號推向後人類維度。當素子從高樓墜下，義體支離破碎時，她的痛覺不再取決於肉身神經信號，而是電子脈衝的尖銳蜂鳴。在她發現自己的童年記憶是政府植入的偽造數據時，表明情感與智識都能受機器左右，控制，修改；資本市場流通運轉，貧困階層販賣器官換取劣質義體，而權貴通過克隆技術永生——這都是機械與血肉的交換，人從“戰爭耗材”轉變為“身體商品”。
身體的異化，呼應了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的理論崩塌——主體即身體的缺失，“身體現象學”（認為“身體是世界的媒介”）在技術時代淪為代碼的附庸。當素子拆解義體時，她完成的不僅是一次物理檢修，更是對笛卡爾思想“我思故我在”的賽博解構（理智主義代表，與身體現象學相斥）。“將世界構想為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普遍構成意識’的構造活動的產物（集體無意識），“網絡無限寬廣”的意識之海。於是最後素子跳入網絡，意識與感知（ghost）不再需要身體為憑依，身體只是電子、數字與機械的合成工具，打破了虛無桎梏。
在《老人與海》中，老人拖著馬林魚的骸骨返航時，他守護的不是魚肉，而是作為漁夫的尊嚴；同樣，素子與傀儡師融合時，她爭奪的不是數據主權，而是作為意識主體的自證權。兩者的抗爭都指向一個終極命題：當外部力量（戰爭/技術）將人異化時，我們何以證明自己的存在。
“醫生用鑷子夾出那塊扭曲的金屬時，它閃著和勳章一樣的光。” 這種反諷揭示了工業化戰爭的本質：國家用勳章嘉獎殺人效率，亨利也因此膺獲勳章。同樣的，義體不像血肉般苦弱，如此少佐才能進入乃至帶領九課。但脊柱接口的插拔動作能否使素子也感受到海明威筆下彈片取出時金屬刮擦骨頭的涼意？
現代性童年的最後壁壘：如果有人抓到別人在穿越麥田
“不管怎麼樣，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兒在一大塊麥田裡玩一種遊戲，有幾千個，旁邊沒人——我是說沒有歲數大一點兒的——我是說只有我。我會站在一道破懸崖邊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個跑向懸崖的孩子——我是說要是他們跑起來不看方向，我就得從哪兒過來抓住他們。我整天就幹那種事，就當個麥田裡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這個想法很離譜，但這是我唯一真正想當的，我知道這個想法很離譜。”
《麥田裡的守望者》主角霍爾頓·考爾菲德幻想的麥田是一個拒絕進化論的烏托邦——孩子們永遠奔跑在純真的麥田，而成人世界的虛偽如同懸崖，駭然如臨深淵，人心險惡渺茫不可捉摸。塞林格為什麼選擇麥田作為象徵呢？我還記得黑澤明《夢》中僅僅一幕對梵高形象的表現——孤獨地坐在麥田中畫著。
他仍心懷純真，被秋風從人間捎拂，消融在麥田之中。（梵高生前描摹過很多幅“麥田“，其中名作《麥田上的鴉群》被某些學者認為可能是其絕筆畫作）
麥田作為播種小麥的田野，在農耕時代被認為是“自然“的，在中國就有田園派詩人如陶淵明等。在工業自動化時代，塞林格眼中的麥田是未被技術理性汙染的一隅,仍拒絕被規訓為工業化的農場，因為其將轉變為效率至上的資本工具。
在書中，霍爾頓表現出對康德所定義的啟蒙理性（成熟）的反抗：對抗“假模假式”世界的最後壁壘，就是向成熟叛逆，永遠“不理智”。因為就現代性看來，確立自我主體性就宣佈了對不成熟的一勞永逸的決斷告別。（理解為出社會獨立的那一刻，父母親戚將減少介入引導，個人的行為由自己判斷）
康德也認為不成熟狀態時存在著對生命，自然，神奧，美德傳統的敬畏，認知需要從他人處獲取，因此求知過程將保持謙卑。（聯繫人的孩童時期， “聖潔”與“嬰兒”二詞產生聯繫）然而成熟後，人們將對生命，自然，神奧，美德傳統“袪媚”，往往按既定的思想認知判斷事物，啟蒙反而導向了矇昧與專斷。
霍爾頓痛恨“浮誇“這類成人世界的詞彙，認為它們掩蓋了真實的汙穢。霍爾頓的哥哥D.B是他崇拜的對象，D.B曾經寫的書他很愛讀。
但霍爾頓卻漸漸地對他不再喜歡，因為他去了好萊塢“賣身”，拍最討厭的浮誇的電影去了（取材自塞林格經歷，攻殼機動隊裡有集超現實電影，導演用了《香蕉魚的好日子》,素子評價：“我當然不會說那是個糟糕電影。不過基本什麼娛樂都是暫時的，像這種無始無終，一味迷住觀眾使其無法離開的電影，不管多了不起，只是有害無益。”）；他經歷了戰爭，“喜歡像《永別了，武器》這樣一本虛偽的書”。可見霍爾頓眼中，電影如素子批評般有“娛樂至死”的性質，浮誇而不真實；海明威用戰爭強迫長大為“硬漢”。這都代表了曾經的D.B已經死去了，D.B僅殘存在所作小說的書頁中。
所以在《攻殼》中，素子和葵才在圖書館見面，而這個少年的職責則是在看守所中引導孩子們，避免網絡的過度沉迷，不也是“守望者”的角色嗎？在託古薩抓住葵蹤跡時，葵抹除了幾個孩子的記憶，並留下了棒球手套，上面用藍色顏料寫著句子：
“You know what I’d like to be？I mean if I had my goddam choice,I’d just be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all.”
這對應了《麥》中“我弟弟艾裡有個左撇子用的外場接球手套——他是個左撇子。但這個棒球手套值得描述的原因，是他在上面寫滿了詩歌，手指、手掌哪兒全是，用的是綠色墨水。”那麼這意味著什麼？塗滿的詩歌文句是沉默的，純真無需被言說，只需被守望（後文將展開）；棒球手套就是“catcher”,《The catcher in the rye》,直譯是《麥田捕手》——最後才是我們熟知的翻譯版本。
艾裡因白血病死去，但棒球手套傳到霍爾頓手中；葵（霍爾頓）被九課發現，但棒球手套留給了孩子們——“模因”（meme）仍存在，也許歷史幽長甬道中仍有希望的微光。
素子和葵在見面時碰面的暗號，紅色獵帽戴在頭上，鴨舌反轉向後，這就是叛逆的象徵。素子想必也在默默對眼前這個少年致以敬意。
“我所做的，是把獵帽的帽簷轉過來拉下蓋住眼睛，那樣就他媽什麼也看不見了。‘我覺得我眼睛快瞎了。’我用很嘶啞的聲音說，‘親愛的媽媽，這兒一切變得這麼暗。’
‘要是才他媽怪呢。’我取下帽子打量著。我眯上一隻眼睛，好像正在瞄準它。‘這是頂殺人帽，’我說，‘我戴這頂帽子殺人。’“
（《攻殼》中）笑面男的對社會犯罪，將從資本的化身——狗日的資本家開始。然而……（後文將敘述葵的反抗）。
《麥》的終幕，在無謂的叛逆後，霍爾頓對生活幻滅，想逃開一切時，小妹妹菲比拉住了他。看著菲比丫頭騎旋轉木馬的場景，他決定回家。旋轉木馬的循環運動隱喻著童年的永恆性——
“她突然親了我一下，然後伸出手說：‘下雨了，開始下雨了。’ ‘我知道。’ 接著她所做的——讓我他媽差點兒開心死了——她把手伸進我的口袋取出獵帽，並把它戴在我頭上。”
故塞林格仍將希望報與下一代孩童。菲比的純真尚存於肉體；而《攻殼機動隊》的賽博龐克世界中，無論是人類（素子）將意識上傳至雲端;還是AI（塔奇克馬）獲得人格後，“純真”的延續鏈似乎迎來了最後終結。
後文待續，看反響吧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