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避争议性和一些风险，本文仅计划对《银河英雄传说》小说中杨威利提起的问题做进一步阐述；并从“讲逻辑不讲立场”的原则出发，完全立足于小说里的情节，对杨威利主义进行评述。
正文约4800字，全文阅读需8分钟。对于没有看过《银英传》小说或动漫的朋友来说，弥生君推荐至少看看文中所引用的杨威利“语录”文段，也许就能因此感受到本书的魅力啦。
《银英传》被誉为“太空版《三国演义》”：“小说时间设定为人类生存圈扩展到全银河系的未来时空，由于人们对政治失去信心，疏于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以至于拥戴野心家把全人类社会变成独裁专制的帝国。后来不满帝制的人展开逃亡，成立了民主政权并与之对抗。银河系从此展开了两大势力长达150多年的争战，那就是专制统治的银河帝国和高举共和主义旗帜的自由行星同盟，夹在交战双方中间的是强大的经济体——小都市国家费沙自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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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Reinhard von Lohengramm）和杨威利（Yang Wen-li）。两位主角就像是两颗分别绽放在伊谢尔伦回廊两侧苍茫宙域里的星星，双方在各自的星系中行走着各自的轨迹。不过，在超乎人智的力量的牵引下，二者终将相遇。
不知是否属于作者的有心安排，在《银英传》全十卷中，
莱因哈特和杨面对面相遇的场景仅有一次。
而二人星轨的这次相切碰撞出的智性火花和人格星尘，标识出了整个故事无可替代的高潮。
杨威利（左）与莱因哈特（右）
那是即将胜利的自由行星同盟军在本国元首特留尼西特命令之下缴械投降、签订城下之盟的时候。第十三舰队司令官杨威利上将以败军之将的身份走上帝国军旗舰伯伦希尔，独自面对莱皇和帝国群将夹杂着敬畏和好奇的目光。
杨和莱皇的对线内容发人深省。
简单寒暄之后，莱皇正式对这位“不败的魔术师”抛去橄榄枝，邀请杨来帝国当元帅。然而，杨委婉地表示，自己自幼便生长在民主共和的国度，在帝制下飞黄腾达固非己愿，“喝了不习惯的水恐有伤体之虞”，尽管杨自己早已清楚地认识到，莱茵哈特的罗严克拉姆王朝代表的开明专制——用杨自己的话来说，叫自由专制主义——来说对于帝国的民众来说，眼下正是历史的进步趋势。
莱皇仍不屈不挠，开始揭民主主义的伤疤，将自由行星同盟中民主政治的丑态抛在杨面前：“
“民主主义真有这么好吗？那么，对于当年银河联邦所标榜的民主共和政治却生出了鲁道夫·冯·高登巴姆这样丑陋的畸形儿一事，你又怎么说呢？而且，把你所挚爱的自由行星同盟低头屈膝交到我手上的，就是由多数的同盟国民按照自己的意志所选出来的元首。难道所谓的民主共和政治，就是全体人民依据自由意志贬低自己本身价值和逃避责任的制度及精神的政体？””
在《银英传》的架空历史背景中，鲁道夫·高登巴姆是人类统一政体银河联邦选举产生的元首，那时人类的太空拓殖因技术与资金瓶颈停滞不前，社会经济矛盾尖锐，鲁道夫正是在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者打开困境的氛围中当选的，他通过合法程序令议会承认了元首的绝对权力，最终颠覆民主共和政治，建立银河帝国，成立世袭的高登巴姆王朝。
战间期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以及希特勒的崛起之路或许可以看做鲁道夫的原型。
但要供没看过《银英传》的读者想象优布·特留尼西特——背叛民主祖国、向银河帝国卑躬屈膝的民选元首——的形象，可供类比的名人相对难找。简言之，是名凭借高超演讲术操纵民意、利用暴力和资本控制新闻媒体、在一切政治正确价值口号下谋求权力的庸俗政客。
要言之，莱因哈特想打出的观点是，民主政治只会因非理性的集合导向自身的毁灭。但辩论仍在继续：“
杨：“对不起，依照阁下的说法，让我觉得就像是因有火灾而否定的火的价值一样。”
莱：“或许吧！那么，专制政治不也一样吗？我们不能因为偶尔出了一个暴君就否定了这种具有领导性和纪律性的政治制度的价值呀！”
杨：“我可以加以否定。”
”当“我可以加以否定”这句话出现在眼前时，杨不卑不亢的目光、温和但重达千钧的声音皆跃然纸上。“
“因为能够侵害人民权利的不在于别人而只在人民本身。换句话说，当人民把政权交付给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或者更微不足道的优布·特留尼西特这类人的时候，责任确实是在全体人民身上，他们责无旁贷。而最重要的就在这一点上，所谓专制政治之罪就是人民把政治的害处归结到他人身上，和这种罪恶比起来，一百个名君的善政之功就显得渺少多了……”
”政体优劣之论争，从古至今源源不断。即便是在各种挂着“民主”“自由”“专制”“威权”帽子的政体论漫天飞舞的当代，上述对话也有着强烈的现实相关性。根据立场不同，莱因哈特的民主批评或听起来振聋发聩、或令人深感恶毒尖酸；而杨威利论证民主政治之价值的角度，不论其正确与否，在今天也能令人感到熟悉的新意吧。
对话结尾，两位主角似乎已经忘却了胜败两方的不平等、超越了当下的力量关系，而是在惺惺相惜的氛围里进入了纯粹的学理探讨之中。“
莱：“我觉得你的主张大胆又新鲜，不过却过于极端，所以我只能略表赞同。你是想借此说服我吗？”
杨：“不是的……我只是针对你的主张提出对照性的看法，因为我在想，相对于一个正义，是不是在相反的角度一定会存在另一种等量等质的正义？所以，只是提出来说说……”
”
亚斯提会战后：莱因哈特和杨第一次在战场上相遇便惺惺相惜
小说中，田中芳树借杨威利之口写下了不少引人共鸣、发人思考的隽语——虽然根据评价标准不同，杨威利的这些话也可以看做是网文中故作深沉的俏皮话。总体来说，这些我称作“杨威利主义”的思想（或思想碎片）主要包含如下观点：
个人的权利是政治的目标，个人的理性和责任是政治的前提，从来不存在值得全人格信仰的真理和价值。上面这段莱皇与杨的交锋，可以说是杨威利主义的一处集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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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政体问题是个极其悠久且争议性巨大的问题，本文就不结合现实问题和政治理论对杨威利主义展开具体讨论了。
在此，本文仅计划对小说中杨威利提起的问题做进一步阐述；并从“讲逻辑不讲立场”的原则出发，完全立足于小说里的情节，对杨威利主义进行评述。
上文中莱皇和杨威利的对话所讨论的，是如下问题：
在民主政体之下，那些拥有政治自由与权利的人民，是否在遴选国家领袖等公职人员时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从而令自己的行动更加审慎理智？当领袖出现失职或失误，甚或表现出愚蠢与背叛时，选民是否会认为自己也必须担负贻误国政的责任？
但我觉得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在当下更有思考的必要。
在现代国家运营高度复杂化、组织内部分工日益细化、专业技术（expertise）和治国才能（statecraft）不可或缺的背景下，公职人员的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逻辑，更多地来源于技术官僚体系内的逻辑，还是对人民负责、受人民委任的逻辑？换言之，人民有能力对国政运营负责吗？
如果在代议政治下，政党-资本-媒体三者勾结，全为分肥猎官而动，各政党纲领（至少是实际政策）日益趋同。那么，国民个人可能（或者说应该）为领袖的失职负责吗？
不知是由于作者的有意回避，还是因为受自身视角的限制，这两个问题似乎从未出现在杨威利的思考之中。由于
小说里没有具体解释民主政体自由行星同盟的宪法结构和选举制度
——如最高行政机构最高评议会与立法机构同盟议会之间的关系，最高评议会内部各个部长如何产生（是否属于同一党派），实际上无法就第三个问题进行细致分析。
而对就第二个问题来说，自由行星同盟的国政内容，一直都被窄化为战争与和平这个单一问题：要不要为消灭专制政治向银河帝国发动战争？国民应该为战争做出多大程度的贡献或牺牲？而那些更需要官僚的专业技术、但同样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事务——如同盟的财政收支细目、各星系的基建投资竞争、未来技术时代下的市政运营等等，似乎要么早已被处理完善，要么便显得毫不重要。
同盟最高评议会突入亚姆立札会战的灾难决策，不难发现最高评议会内部主战派和反战派并存
当然，要求一部网络小说能面面俱到地回答严肃的政治学问题，实在是无比的苛求。但既然杨威利元帅提出了一种清新的政治价值，那么即便是出于对这种价值的尊重和崇敬，也应该仔细思考该价值在现实化过程中可能引起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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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利这一人物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悲剧命运。而这又与其身份与人格的矛盾无法分割——
杨威利始终在自由知识人和科层制薪给人员的双重人格中摇摆
，一方面，他是同盟的军神、是战术大师（他在战略上始终掣肘于军部中央）、是“不败的魔术师”；另一方面，他却讨厌杀戮、憎恶卑屈，渴望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度过此生。但杨威利主义的悖论，或许并非这二重人格之背反的结果，反而恰恰源自军事家身份与历史家秉性的相关性。
暂且回顾一下第三卷里的那场同盟政府对杨威利的审查会。面对意图给自己定罪的各种指控，杨威利从他对民主主义的理解出发，反驳了审判席上的国家主义论调：“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没有国家，人照样能生活，但没有人，国家则只是一个空泛名词而已。人和国家，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哪个更加重要？不是很清楚了吗？国家灭亡了，只要再建造就可以了，曾经一度灭亡却又复兴的国家，历史上比比皆是。当然，有更多的国家一旦灭亡，就再无中兴之望，但那是因为该国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结束了，腐败了，老朽了，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只有当国家的存在和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没有严重抵触时，国家的存在才有其意义。反之，失去存在价值的国家嫉恨值得生存的人们，往往将他们一同带往地狱。”
杨威利主义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价值、自由和权利的无上地位。但问题不在于个人主义价值的内容本身，而在于，这种价值取向是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结果：当他回顾人类始自地球的历史时，他看到的是几千年来人们的权利和自由在形式层出不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脚下备受蹂躏的悲剧。他毫不留情地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国家主义也好，宗教也罢，其欺骗性的光环必须得到祛魅，而个人的权利则成为了最后的乌托邦。
然而，杨威利主义的致命缺陷亦与此相关。杨在摧毁了所有敌基督者的伪神像之后，却无法告诉人们如何走到真的基督的身旁——至少在杨威利的视角下，如何有效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是个无解死局。让我们再度回到“杨究竟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这个问题上来。在同盟军于亚姆立札会战中大惨败后，杨对副官（及未来的妻子）格林菲尔德中尉说：““中尉……我学过一点点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可以分成两种思想潮流。一说是真理比生命更重要，一说是生命比任何事都重要。当人类要发动战争，他们会以前者为借口，但当他们要结束战争，又会拿后者作理由。千百年来，都是一直如此重覆着……方才所发生的事，几千年之后也会一样吧？哦！不！人类以后的命运会如何也无所谓。我只是想流了这么多血也该得到什么等值的东西吧？””
位于杨威利主义之底流的，正是这样一种史观：历史只是一种循环——或至少频繁押韵，而且位于韵脚的，只会是人类的贪婪、狂妄与愚蠢。既然如此，他又怎能找到长久维护民主政体和个人权利的灵丹妙药呢？
在自由行星同盟成为帝国事实上的附庸国后，被软禁在海尼森的杨思考过重建民主共和国的方略。他给出的四步走路线是精神→政治→经济→军事，在他看来，重建民主政体的前提，是市民对政治权利和民主政治本身的认同。然而，他又旋即指出，只有在专制政府的暴政之下，或是在有民主革命家悲壮牺牲的情况下，民众才会在感情上被唤起。然而，问题在于，对权利的强烈信仰能否有效转化为对责任的理性体认？这又回到了本文最初的问题上来。
所以，杨威利所拟出的现实策略，也只是要使共和主义者在某一行星上的自治权受到认可。只有当莱因哈特的开明专制同样走向腐坏时，“全人类民主共和思想的幼苗”才“得以开始萌芽”。这无异于承认：民主政治与自由权利，并非现实条件下大部分人类有资质享有并实现的。
煽动家特留尼西特的演讲与民众的欢呼在《银英传》的历史叙事中，虽然作者不断让主角表达着对于民众的真切同情，读者却很难看到关于普通民众能动性的描写。或者说，小说中刻画的人民形象，很难让人对民主政治的前途感到信心吧。尽管有民众给杨威利写信谴责他也是一名杀人魔，但更多的人则是狂热地崇拜杨的战绩；尽管有爱德华·杰西卡领导的反战同盟和壮烈的运动场起义，但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任由特留尼西特的演讲操纵的欢呼群氓。即便是在艾尔·法西尔行星起义的民主革命政府，也一方面难以脱离对杨威利的宗教式崇拜，毫无根据地断定一切都在杨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仍鼓吹“把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散布到全宇宙”，在革命好战主义、意识形态盲信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运动场起义：牺牲前夕的爱德华·杰西卡杨威利主义的悖论正是“田中史学”的悖论本身。杨威利——也许就是田中芳树本人——学的历史，是政治史和军事史，是由王侯将相和英雄侠客写就的历史。无论是《银河英雄传说》也好，还是《亚尔斯兰战记》《马法尔年代记》也罢，无一不是如此。无论杨威利对个人权利的论说多么响亮多么系统，但在“田中史学”的叙述框架下，恐怕还是“天生烝民”的那一套东西。田中本人长年浸淫于传统中国史学及历史小说之中。这套话语体系里，在人类历史中，民众受压迫也好、受同情也罢，永远只是统治的客体与对象。
不过，换个角度来说，要是不写英雄，要是不塑造出神一般的人物，恐怕田中芳树小说的魅力就会直接减半吧哈哈。但杨威利留下的问题仍然是有效的：我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和个人权利，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前提和个人资质呢？我们又将如何创造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