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依舊收錄於小島秀夫的散文集 《創作する遺伝子：僕が愛したMEMEたち》中。
二人的真實照片
1936，柏林奧運會之年，納粹為了在世界面前展示其優越性之政治意圖，以金牌許諾，懸賞挑戰人類登山歷史上從未有人征服過的艾格峰北壁。
在猛烈的暴風雪之中，攀登者們緊貼著艾格峰北壁。一名登山者把已經凍傷，無法動彈的左臂給另一名登山者看，“胳膊已經凍得無法彎曲了”。這是在銀座的一家獨立電影院無意間看到的預告片中的內容。那就是我與整個2001年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電影《北壁》的首次相遇。
這著實是一部了不起的電影，是如今商業電影界少有的，可以被稱為“有電影味道的電影”。攝影，CG和表演無一不在冷靜而淡漠地展現著極端的壓抑。在猶如紀錄片般絕望與希望來回激盪之中，又充滿了戲劇性，猶如登山的巖釘一般，深深的刺進觀眾的心中。
另一個特點是，整個電影的影像風格就如山上的天氣一般變幻莫測。其實在電影剛開始不久，我就知道這部電影與我看了預告之後想象的“戰爭電影”風格不同。主人公託尼與安迪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納粹，而是純粹踐行著自己的價值觀而來向這座“死亡之峰”發起挑戰。為了這次攀登，辭去軍營步兵，並且，在毫無支援的情況下，整理好自制的裝備，並騎著自行車跨越了700公里（買不起火車票）。從這裡開始，“登山電影”的風格便剝開“戰爭電影”的雲霧破曉而出。
而到了陰雲籠罩的電影中盤，本應描寫自然壯麗與登山英雄們的抗爭的“登山電影”又轉化為批判無情媒體的“諷刺電影”。
二人的攀登開始時，聯合對其進行大肆報道的媒體與攀登者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帶著觀光之意，乘坐少女峰鐵路來到現場的媒體們，反觀雖然在路上爆胎數次，但仍騎著自行車來到現場的攀登者們；媒體記者在溫暖的酒店優雅的享用豪華的晚餐，而疲憊不堪的攀登者們只能在帳篷中露宿，用飯盒煮熟大麥餅充飢取暖；白天，媒體們用望遠鏡遠遠的觀看攀登者們的攀登，晚上，在攀登者們冒死攀登的時候，則身著燕尾服或禮服，對著盤子裡的料理挑三揀四。這些看客與攀登者之間，即沒有保險，也無繩索鏈接著。
出發之後第四天，因為極端天氣，託尼一行人放棄了攀登。而當他們開始準備下山時，媒體們的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歷史記錄下的會是光榮，還是悲慘的結局呢？”
“究竟誰能平安下山？”
從這裡開始，“諷刺電影”就如同雪崩一般，狀況急轉而下，變成了悲慘的“遇難電影”。
迄今為止，已經有不少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但沉痛如此的“遇難電影”還聞所未聞。究竟是為了娛樂性，還是單純忠於事實，亦或是一場噩夢，又或者說是對人性的一次拷問？我想要閉上雙眼，想要逃走，甚至呼吸困難。痛苦，疲憊，絕望，這也是我前所未有過的觀影體驗。這就是阿爾卑斯上最慘痛的悲劇嗎！但即便如此也必須看下去，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因為這場“遇難電影”正是改編自真實事件啊。但，它卻遠不止是真實事件的記錄影像而已，在電影的最後，它帶領觀眾前往了悲劇的更深處。
在電影開頭，託尼這樣說到：
“在攀登巖壁之前，看著山頂的我總會想”
“這樣的巖壁，攀不上去啊，肯定沒戲。”
“但在幾個小時之後，攀登成功之時向下縱覽。”
“腦中浮現出的卻只有我心中重要的人。”
那“重要的人”。託尼的戀人路易斯在結尾處這樣回答：
“一個人，只有當他愛上另一個人的時候，才是真的活著。”
“因為相信這點，所以有時也會很痛苦。”
“即便如此，我還是在奮力的活著。”
“因為我仍愛著一個人，這便是我活下去的理由。”
沒錯，描繪了攀登者們壯絕的犧牲的“遇難電影”迴歸了“愛情電影”。最終，從這座吞噬了一切的艾格峰北壁生還下來的只有觀眾們，他們體會著“下山的喜悅”與“生存的意義”的同時，也得以見到了另一座高峰，那便是“崇高的愛”。
風雪中的露易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