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深處
生命的執著
如今的我們仍然對我們真正的起源不甚了了，畢竟我們不可能將時間倒轉幾百萬年，回到生命誕生之日去一探究竟。
我們甚至不能確鑿斷言這顆星球就是我們真正的故鄉，又或者生命的起源之地另有別處。我們真正知道的只是生命其實很難真正分類，也很難真正限制，一旦誕生，生命可以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堅持下來，繁衍生息。
過去的三個世紀裡，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身體和運作規律的瞭解深入了許多。我們瞭解了更多關於生命是如何改變和適應環境的，或者以達爾文的說法，如何進化的知識。正是不斷地改變，不斷地適應，不斷地調整，讓我們能在不斷遭遇無法預測也無法迴避的風險和難題時生存下來，延續自身。然而，可能也正是這種變化的能力會將我們帶上絕路。我們的基因所具備的這種靈活性既是我們的力量之源，也是我們最裸露在外的弱點。
科學家們關於生物進化的路線圖的爭論差不多從他們意識到有所謂的路線圖存在那天起就沒停過。在探究由最基本最簡單的生物進化到最高等最複雜的生物的進化路線上，岔路口隨處可見，而每一個岔路口都會在學者中引發大量分歧和討論。當然，這個說法是將我們人類看作是這條所謂的道路上最後也是最高等的答案。
但是，當然了，生命其實不能這樣評判。每一種能生養萬千的有機體顯然都是成功的。無論他們具有怎樣的素質和本領。也許理性和自我意識確實是我們這個種族得天獨厚的天賦。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有著優越於其他物種，盲目開發濫用自然界賦予我們的資源的權利。
我們應該感謝托馬斯·亨特·摩爾根和他的助手阿爾弗雷德·H·斯特蒂文特，他們的辛勤工作為我們揭開了生命最初的藍圖。摩爾根發現了遺傳突變的規律，而斯特蒂文特奠定了染色體遺傳圖景，為他們之後的科學家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正是這些更接近我們時代的科學家在永無止境的彼此爭論中不斷擴展修正我們的認知。
當然，在所有這些科學工作者中也包括那位蘇俄“學者”，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和他的追隨者們。他聲稱自己發現了一種驚人的遺傳模式，使得不同種植物之間的雜交成為可能。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李森科學派一度成為了一種有點奇怪的，類似於光照會的同謀組織，致力於壓制任何與他們相悖的論點或相似知識的萌芽。也許他們的舉動也有某些事實基礎？天知道。
之後在1965年，印第安納大學傑出的生物學家，托馬斯·D·布洛克在黃石公園的章魚泉進行野外考察時發現了一種“在溫度極高的熱泉中存在的粉色凝膠狀物質，顯然是某種生物。”布洛克的發現衝擊了我們此前所公認的關於生物繁衍生息所需環境的規律。
這一發現促使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波士頓大學1937年組織的那支科考隊的報告。這份報告基於科考隊倖存者口述，那個倒黴蛋大概下半輩子都要被鎖在牆上過了。不管怎麼說，報告中描述了與布洛克的發現相類似的生物耐受能力的一個相反極端，即生物在極端低溫下繁衍生發的能力。
孟磊的日誌中所描述的科考隊的遭遇可能也是一次類似的生物活動，從我們目前已有的情報尚不能推定他們所遇到的和波士頓科考隊遇到的是否是一樣的東西，也不清楚這些東西在當地是如何保存下來的。但這些彼此印證的情報無疑需要我們進行進一步調查。
然而，1957年在伊拉克布拉多斯特山商尼達爾洞窟的考古發現以及之後伴隨的發掘行動並未引發類似的慘案，所以我們顯然也不必對世界各地的遺蹟遺址都抱有一視同仁的過敏思維。無論在中國和南極活到現在的是什麼鬼東西，那東西在中東沒能挺過這麼久。
目前，古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提出，在史前時代有一個階段，大規模的氣候變化以十年甚至以年為單位發生。這會與古生物存活至今情況的差異有關嗎？
1937年南極科考隊的日誌還詳細描述了他們在世界的最南端發現的古老人造物，在那之後還沒有更進一步的證實信息見報。但是，當時的委員會成員，後來的計劃成員，一直追著我們在阿根廷的線人和人脈關係試圖找到他們當年發現的準確位置。不幸的是，隨後爆發的戰爭和艱難的和平打亂了我們大部分計劃和努力。不過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還是從當地找到了一些證據，證明了報告中一些乍聽上去聳人聽聞的內容。
我們目前還不能直接確認的部分是關於那些驚人的突變，和突變生物對科考隊成員殘忍殺戮的描述。然而在那種極端溫度環境下還能存在生物的情況如果得到證實，無疑證明我們的知識結構中尚存許多盲區。就現階段而言，實驗室環境下得到的數據已經無法支撐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做出進一步結論，故而我們接下來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就是工具不足和樣本不足。
另一邊，我們暗中在阿波羅計劃中施行的佈置目前已經取得了進展，低等植物和細菌菌落樣本被火箭送上了地球軌道並進行了測試。暴露在宇宙環境下無疑是最完美的“極端環境”。失去了大氣層對我們的保護，也沒有了重力提供的熟悉的方向感，生命必須在這種能想到的最不適宜生存的環境找到活下去的辦法。此類暴露實驗計劃與後續任務一同進行，包括第一次月球之旅之後的阿波羅14、15和16號任務。前期無人探月任務已經標記了月球上數個值得注意的地點，我們希望未來幾年內能對其進行進一步勘測。
學者們爭論生命的耐受極限時的激烈程度大概跟賽場上衝刺階段的競爭有得一比，如果生命能在一個極端溫度下存活下來，那同樣的生物組織能承受住另一個極端溫度嗎？生命又是如何在沒有養分供給的情況下維生的？
在地球起源這個問題上，神學家們已經爭辯了好幾個世紀。聖經中的描述當然可以說是系統地介紹了世界是如何誕生的。創世紀也可以說是一篇清晰的文本，指出了一個時期中這些事件是如何相繼發生的，包括當時的地理環境以及那些據稱是我們遙遠先祖的故事主角。
那些質疑聖經故事的科學家們通常站在一個更開化的立場上，這些文明人基於證據得出的結論當然駁斥了很多神學論調。幾個世紀以來，這兩派理論之間的爭論帶來的流血事件也屢見不鮮。
然而在現代，我們的開化文明的繼承人們，至少是自認為自己繼承了文明的那些人，也開始被測量和觀察的侷限所束縛了。儘管我們可以對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一切進行計算分析並給出合理的解釋，但我們這樣做的同時也在逐漸逼近認知和理性的邊境，我們沒法知道我們的經驗以外究竟有著什麼樣的未知之物，只能根據我們已知的東西對其加以推測，還要基於那些我們能夠並且已經證明的理論。
有時這些推測會被當做事實加以接納，但這是個危險的錯誤。宇宙大爆炸的假說，相對論，還有其他很多東西。也許這些會在一個知識群體中獲得共識，但是本質上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講還是未知的。
隨著科幻文學的漸漸興起，我們已經見識到了對許多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見識到的可能的未來和世界的幻想與推測，但即使是這些天馬行空的幻想，也被作者與讀者的認知廣度所限制並束縛。
不過，如果我們能在片刻間邁出這些已知已證和假說假設的侷限，我們就能得出一些可能的結論。以比較嚴謹的評判標準來講這無疑是大逆不道之舉。不過，我已經夠老了，就容我稍微放肆一下吧。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我見證了鳳凰委員會的興衰起落，在那之後，我開始將希望寄託於我們作為鳳凰計劃的新生。一個由新的聯合國授權成立的獨立部門，主要關注整個世界而非一個或者幾個國家的命運。不過我們的存在在這時還是非常脆弱，不斷地被要求證明我們仍在腳踏實地地工作而非是在追逐什麼奇談怪論又或者是自己想成立什麼陰謀論結社，打算把黑暗的危險帶進我們這個已經有夠多結黨劃派的風險的世界。那些支持我們的人的主要動機也就是把我們當作一個應對未知事件的對策部門。即便如此，他們也嚴格要求我們不要吸引過多不必要的注意，不然我們就要面對他們的嚴格審查。
時有出現的對特定事件的公共關注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把指向我們的存在的窺探目光控制在必要的程度。我們調查問題，找到答案，並謹慎判斷該向誰彙報來維持存在的價值並避免存在感太高。
一直以來，我都在寫下相關文檔，把我們工作和發現中值得注意的部分提煉出來，交給那些真正值得我們信任的人，交給他們那些關於我們工作的真正秘密和我們守護於公眾視野之外的危險知識。
這些從大量報告和文獻中提煉出來的文檔最終匯聚在一起，提供了對我們所接受的一些基本假設的概括描述。
如果真的存在某種生命形式，足以在最寒冷的南極存活下來。那如果這種生命與我們人類活動有關，那這種生物的耐受性就已經超越了任何相關記錄中的表現，而如果這種生命與我們無關，這種耐受性就顯得更加引人注目，因為這意味著此類生物可能起源自地外。
目前保存在奧格勒索普大學時冢中的物品裡包括一張五百年前的草圖，所繪物品據信最初發現於埃及，吉薩大金字塔中。此物原本是一個完美的金屬球體，在繪製草圖時被像雞蛋一樣打開了。在容器內部，畫師繪出了某種殘餘渣滓，像是某種乾燥了很久的黴跡。隨同草圖發現的還有奧斯曼學者埃雷利的筆記，他推斷這一容器曾用於盛放某種粘性液體，並稱組成這一容器的合金材料以當時的工藝完全無法解析複製。
近年來，我們邁向宇宙的每一次探險都需要各式機械技術的大面積應用來確保我們維持熟悉的生活環境與狀態。這樣的航行中所用到的大型火箭、密封隔艙以及大量的不可再生氣體，無不折射出我們的生理機能何其複雜。
但實際上，就像摩爾根、斯特蒂文特和他們的後繼者們揭示的一樣，有機體中真正的重要信息可以存儲在極少量的生物質中。波士頓大學科考隊指出這樣的生物質可以在南極那樣的絕境存活下來，而黃石公園的實驗則證明了這類生物可以在這樣我們從未費心考慮過可能性的環境繁衍增殖。那麼，是否也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類似的生命形式可以以休眠蟄伏的狀態儲存在與吉薩大金字塔中所發現的類似容器中。藉此以更低的資源消耗來達到運往其他星球的目的？
進一步來說，大多數觀賞航天奇蹟的業餘人士不懂得的真正亮點，在於航天器為了抵達軌道目標所集中利用的龐大力量。在真空中，引力彈弓的作用和阻力的缺乏意味著運動（即從空間中一點抵達另一點）主要是通過軌道的精確控制，而非我們在觀察車輛、飛機、乃至一枚準備離開大氣圈的火箭時所熟悉的那種依靠形成推力克服阻力來改變加速度的方式。事實上，微小的太空船可能會在勘察、探索乃至在它們抵達新家時，利用當地材料重建儲存在藍圖裡的生物信息以殖民其他星球時表現出驚人的優越性，
在我們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的某一個時間點，是否有這樣一顆微縮太空來客來到了我們的地球？這位異域來客會是我們地球生命的起源嗎？又或者是某一種生命形式起源於這一訪客，而這一形式與我們的生命迥異而可憎？
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這樣的故事差不多都寫在科幻作品裡。這些大無畏的扶手椅探險家以想象力的疆界探索丈量那些遙遠的世界，不得不說，以我如今的垂暮之年，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讓我想要一探究竟的世界。
人類目前掌握的技術還不足以讓我們給全能天父手中的時鐘按下暫停。但著名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關於通過冷凍對生物材料加以保存的科學構想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目前，關於已故的華特·迪士尼的遺體已被用於某種實驗，其遺體將被保存在某種冷凍狀態中的傳言已經流傳開來，而羅伯特·埃廷格的著作《不朽的前景》——概括了達成這一目標的某種可能途徑——在美國公共社會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直接導致了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人體冷凍學會的成立。
目前為止，我們自己的科學家還未能成功復現埃廷格指出的技術路線。他本人不是個科學家，所以關於細節所做的說明中充斥著各種省略和語焉不詳之處。這可能是一種他們首先要把技術細節和知識保留在組織內部的有意之舉，倒也可以理解。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寫下的內容應該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另一個知識淵博的專業人士。而這樣的知識可能恰好來自於一個我們也有所懷疑的來源：波士頓大學科考隊。
公眾關注也為埃廷格的行動吸引來了資金支持。而我們所擔心的是其他狹隘的陰謀論投機組織，海底人研究組織、月球人學會、地底人論壇之類的什麼玩意兒可能會藉助這一輪輿論熱潮獲取一些此類研究的隻言片語，用以補充他們的反社會理論體系。如果一種冷凍保存屍體的技術被錯誤地表現為某種欺騙死亡的手段，可能會有上百萬人上當受騙。更要命的是，如果埃廷格的技術真的基於某種和波士頓大學科考隊遇到的類似的東西，那這一技術很可能會陷整個世界於危險之中。
對此，我的建議是應當派遣幹員對冷凍學會進行仔細地評估。必要的話應該與埃廷格進行直接接觸。雖然我們不能向他挑明真實身份和意圖。因為他肯定會藉此機會進一步博得眼球。但至少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是什麼啟發了他的思路。
我們只能祈禱那東西最好別是我們想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