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深处
生命的执著
如今的我们仍然对我们真正的起源不甚了了，毕竟我们不可能将时间倒转几百万年，回到生命诞生之日去一探究竟。
我们甚至不能确凿断言这颗星球就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又或者生命的起源之地另有别处。我们真正知道的只是生命其实很难真正分类，也很难真正限制，一旦诞生，生命可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下来，繁衍生息。
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运作规律的了解深入了许多。我们了解了更多关于生命是如何改变和适应环境的，或者以达尔文的说法，如何进化的知识。正是不断地改变，不断地适应，不断地调整，让我们能在不断遭遇无法预测也无法回避的风险和难题时生存下来，延续自身。然而，可能也正是这种变化的能力会将我们带上绝路。我们的基因所具备的这种灵活性既是我们的力量之源，也是我们最裸露在外的弱点。
科学家们关于生物进化的路线图的争论差不多从他们意识到有所谓的路线图存在那天起就没停过。在探究由最基本最简单的生物进化到最高等最复杂的生物的进化路线上，岔路口随处可见，而每一个岔路口都会在学者中引发大量分歧和讨论。当然，这个说法是将我们人类看作是这条所谓的道路上最后也是最高等的答案。
但是，当然了，生命其实不能这样评判。每一种能生养万千的有机体显然都是成功的。无论他们具有怎样的素质和本领。也许理性和自我意识确实是我们这个种族得天独厚的天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着优越于其他物种，盲目开发滥用自然界赋予我们的资源的权利。
我们应该感谢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和他的助手阿尔弗雷德·H·斯特蒂文特，他们的辛勤工作为我们揭开了生命最初的蓝图。摩尔根发现了遗传突变的规律，而斯特蒂文特奠定了染色体遗传图景，为他们之后的科学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正是这些更接近我们时代的科学家在永无止境的彼此争论中不断扩展修正我们的认知。
当然，在所有这些科学工作者中也包括那位苏俄“学者”，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和他的追随者们。他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惊人的遗传模式，使得不同种植物之间的杂交成为可能。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森科学派一度成为了一种有点奇怪的，类似于光照会的同谋组织，致力于压制任何与他们相悖的论点或相似知识的萌芽。也许他们的举动也有某些事实基础？天知道。
之后在1965年，印第安纳大学杰出的生物学家，托马斯·D·布洛克在黄石公园的章鱼泉进行野外考察时发现了一种“在温度极高的热泉中存在的粉色凝胶状物质，显然是某种生物。”布洛克的发现冲击了我们此前所公认的关于生物繁衍生息所需环境的规律。
这一发现促使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波士顿大学1937年组织的那支科考队的报告。这份报告基于科考队幸存者口述，那个倒霉蛋大概下半辈子都要被锁在墙上过了。不管怎么说，报告中描述了与布洛克的发现相类似的生物耐受能力的一个相反极端，即生物在极端低温下繁衍生发的能力。
孟磊的日志中所描述的科考队的遭遇可能也是一次类似的生物活动，从我们目前已有的情报尚不能推定他们所遇到的和波士顿科考队遇到的是否是一样的东西，也不清楚这些东西在当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但这些彼此印证的情报无疑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调查。
然而，1957年在伊拉克布拉多斯特山商尼达尔洞窟的考古发现以及之后伴随的发掘行动并未引发类似的惨案，所以我们显然也不必对世界各地的遗迹遗址都抱有一视同仁的过敏思维。无论在中国和南极活到现在的是什么鬼东西，那东西在中东没能挺过这么久。
目前，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提出，在史前时代有一个阶段，大规模的气候变化以十年甚至以年为单位发生。这会与古生物存活至今情况的差异有关吗？
1937年南极科考队的日志还详细描述了他们在世界的最南端发现的古老人造物，在那之后还没有更进一步的证实信息见报。但是，当时的委员会成员，后来的计划成员，一直追着我们在阿根廷的线人和人脉关系试图找到他们当年发现的准确位置。不幸的是，随后爆发的战争和艰难的和平打乱了我们大部分计划和努力。不过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还是从当地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了报告中一些乍听上去耸人听闻的内容。
我们目前还不能直接确认的部分是关于那些惊人的突变，和突变生物对科考队成员残忍杀戮的描述。然而在那种极端温度环境下还能存在生物的情况如果得到证实，无疑证明我们的知识结构中尚存许多盲区。就现阶段而言，实验室环境下得到的数据已经无法支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结论，故而我们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工具不足和样本不足。
另一边，我们暗中在阿波罗计划中施行的布置目前已经取得了进展，低等植物和细菌菌落样本被火箭送上了地球轨道并进行了测试。暴露在宇宙环境下无疑是最完美的“极端环境”。失去了大气层对我们的保护，也没有了重力提供的熟悉的方向感，生命必须在这种能想到的最不适宜生存的环境找到活下去的办法。此类暴露实验计划与后续任务一同进行，包括第一次月球之旅之后的阿波罗14、15和16号任务。前期无人探月任务已经标记了月球上数个值得注意的地点，我们希望未来几年内能对其进行进一步勘测。
学者们争论生命的耐受极限时的激烈程度大概跟赛场上冲刺阶段的竞争有得一比，如果生命能在一个极端温度下存活下来，那同样的生物组织能承受住另一个极端温度吗？生命又是如何在没有养分供给的情况下维生的？
在地球起源这个问题上，神学家们已经争辩了好几个世纪。圣经中的描述当然可以说是系统地介绍了世界是如何诞生的。创世纪也可以说是一篇清晰的文本，指出了一个时期中这些事件是如何相继发生的，包括当时的地理环境以及那些据称是我们遥远先祖的故事主角。
那些质疑圣经故事的科学家们通常站在一个更开化的立场上，这些文明人基于证据得出的结论当然驳斥了很多神学论调。几个世纪以来，这两派理论之间的争论带来的流血事件也屡见不鲜。
然而在现代，我们的开化文明的继承人们，至少是自认为自己继承了文明的那些人，也开始被测量和观察的局限所束缚了。尽管我们可以对我们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计算分析并给出合理的解释，但我们这样做的同时也在逐渐逼近认知和理性的边境，我们没法知道我们的经验以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未知之物，只能根据我们已知的东西对其加以推测，还要基于那些我们能够并且已经证明的理论。
有时这些推测会被当做事实加以接纳，但这是个危险的错误。宇宙大爆炸的假说，相对论，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也许这些会在一个知识群体中获得共识，但是本质上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还是未知的。
随着科幻文学的渐渐兴起，我们已经见识到了对许多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见识到的可能的未来和世界的幻想与推测，但即使是这些天马行空的幻想，也被作者与读者的认知广度所限制并束缚。
不过，如果我们能在片刻间迈出这些已知已证和假说假设的局限，我们就能得出一些可能的结论。以比较严谨的评判标准来讲这无疑是大逆不道之举。不过，我已经够老了，就容我稍微放肆一下吧。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我见证了凤凰委员会的兴衰起落，在那之后，我开始将希望寄托于我们作为凤凰计划的新生。一个由新的联合国授权成立的独立部门，主要关注整个世界而非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命运。不过我们的存在在这时还是非常脆弱，不断地被要求证明我们仍在脚踏实地地工作而非是在追逐什么奇谈怪论又或者是自己想成立什么阴谋论结社，打算把黑暗的危险带进我们这个已经有够多结党划派的风险的世界。那些支持我们的人的主要动机也就是把我们当作一个应对未知事件的对策部门。即便如此，他们也严格要求我们不要吸引过多不必要的注意，不然我们就要面对他们的严格审查。
时有出现的对特定事件的公共关注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把指向我们的存在的窥探目光控制在必要的程度。我们调查问题，找到答案，并谨慎判断该向谁汇报来维持存在的价值并避免存在感太高。
一直以来，我都在写下相关文档，把我们工作和发现中值得注意的部分提炼出来，交给那些真正值得我们信任的人，交给他们那些关于我们工作的真正秘密和我们守护于公众视野之外的危险知识。
这些从大量报告和文献中提炼出来的文档最终汇聚在一起，提供了对我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假设的概括描述。
如果真的存在某种生命形式，足以在最寒冷的南极存活下来。那如果这种生命与我们人类活动有关，那这种生物的耐受性就已经超越了任何相关记录中的表现，而如果这种生命与我们无关，这种耐受性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这意味着此类生物可能起源自地外。
目前保存在奥格勒索普大学时冢中的物品里包括一张五百年前的草图，所绘物品据信最初发现于埃及，吉萨大金字塔中。此物原本是一个完美的金属球体，在绘制草图时被像鸡蛋一样打开了。在容器内部，画师绘出了某种残余渣滓，像是某种干燥了很久的霉迹。随同草图发现的还有奥斯曼学者埃雷利的笔记，他推断这一容器曾用于盛放某种粘性液体，并称组成这一容器的合金材料以当时的工艺完全无法解析复制。
近年来，我们迈向宇宙的每一次探险都需要各式机械技术的大面积应用来确保我们维持熟悉的生活环境与状态。这样的航行中所用到的大型火箭、密封隔舱以及大量的不可再生气体，无不折射出我们的生理机能何其复杂。
但实际上，就像摩尔根、斯特蒂文特和他们的后继者们揭示的一样，有机体中真正的重要信息可以存储在极少量的生物质中。波士顿大学科考队指出这样的生物质可以在南极那样的绝境存活下来，而黄石公园的实验则证明了这类生物可以在这样我们从未费心考虑过可能性的环境繁衍增殖。那么，是否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类似的生命形式可以以休眠蛰伏的状态储存在与吉萨大金字塔中所发现的类似容器中。藉此以更低的资源消耗来达到运往其他星球的目的？
进一步来说，大多数观赏航天奇迹的业余人士不懂得的真正亮点，在于航天器为了抵达轨道目标所集中利用的庞大力量。在真空中，引力弹弓的作用和阻力的缺乏意味着运动（即从空间中一点抵达另一点）主要是通过轨道的精确控制，而非我们在观察车辆、飞机、乃至一枚准备离开大气圈的火箭时所熟悉的那种依靠形成推力克服阻力来改变加速度的方式。事实上，微小的太空船可能会在勘察、探索乃至在它们抵达新家时，利用当地材料重建储存在蓝图里的生物信息以殖民其他星球时表现出惊人的优越性，
在我们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某一个时间点，是否有这样一颗微缩太空来客来到了我们的地球？这位异域来客会是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吗？又或者是某一种生命形式起源于这一访客，而这一形式与我们的生命迥异而可憎？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这样的故事差不多都写在科幻作品里。这些大无畏的扶手椅探险家以想象力的疆界探索丈量那些遥远的世界，不得不说，以我如今的垂暮之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让我想要一探究竟的世界。
人类目前掌握的技术还不足以让我们给全能天父手中的时钟按下暂停。但著名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关于通过冷冻对生物材料加以保存的科学构想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目前，关于已故的华特·迪士尼的遗体已被用于某种实验，其遗体将被保存在某种冷冻状态中的传言已经流传开来，而罗伯特·埃廷格的著作《不朽的前景》——概括了达成这一目标的某种可能途径——在美国公共社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导致了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人体冷冻学会的成立。
目前为止，我们自己的科学家还未能成功复现埃廷格指出的技术路线。他本人不是个科学家，所以关于细节所做的说明中充斥着各种省略和语焉不详之处。这可能是一种他们首先要把技术细节和知识保留在组织内部的有意之举，倒也可以理解。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写下的内容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另一个知识渊博的专业人士。而这样的知识可能恰好来自于一个我们也有所怀疑的来源：波士顿大学科考队。
公众关注也为埃廷格的行动吸引来了资金支持。而我们所担心的是其他狭隘的阴谋论投机组织，海底人研究组织、月球人学会、地底人论坛之类的什么玩意儿可能会借助这一轮舆论热潮获取一些此类研究的只言片语，用以补充他们的反社会理论体系。如果一种冷冻保存尸体的技术被错误地表现为某种欺骗死亡的手段，可能会有上百万人上当受骗。更要命的是，如果埃廷格的技术真的基于某种和波士顿大学科考队遇到的类似的东西，那这一技术很可能会陷整个世界于危险之中。
对此，我的建议是应当派遣干员对冷冻学会进行仔细地评估。必要的话应该与埃廷格进行直接接触。虽然我们不能向他挑明真实身份和意图。因为他肯定会藉此机会进一步博得眼球。但至少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是什么启发了他的思路。
我们只能祈祷那东西最好别是我们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