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相當統治階級，又不願擔當暴力執行機構的義務，指望花幾個子讓窮苦大眾和僱傭軍能買杯啤酒喝喝，就能穩固帝國統治，天底下哪有這種好事？
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合的產物，國家自誕生以來就註定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統治，因此無論如何，去為了維持這種不可調合的矛盾，暴力機構的存在是必然。而最初的統治階級，與暴力機構往往是不分的，即使到了現代社會，大家也不會認為部落的酋長不會打仗，反而一般會斷定其一定是整個部落中軍事能力最強的。
無論是東方和西方，古典時代早期，這種上古時期的遺留習慣還是很明顯，統治階級本身即作為軍事力量——不是在後方歌舞平生，掛一個大將軍的虛銜，而是真的要上戰場。秦王的戰車陷入晉軍包圍，斯巴達國王在溫泉谷與波斯人血戰，這是統治階級與暴力機構在早期社會沒有明顯分化的特徵。
這可能反常識，但至少在春秋時期，雖然已經禮崩樂壞，但諸侯國的主要軍事力量還是來源於公民兵——大規模徵召兵的時代要到戰國時期了。公民兵其實不難理解，實際上就是士這類人，至少也是個自由民身份，奴隸當兵可是萬萬不能，帝辛啥下場大家還歷歷在目。在西方這就很好理解了，類似於斯巴達這種軍事城邦幾乎全民皆兵（當然奴隸還是不可能被徵召），其他城邦，雅典、底比斯、拜占庭等等，雖然沒有斯巴達這麼極端，也是以公民兵為主。蘇格拉底、柏拉圖這些人既是哲學家也是戰士，在今天看來反直覺，在當時卻是正常現象。
除了這種依據上古遺留機制產生的公民兵，僱傭兵也在這個時期逐漸成型。雖然標題可能會讓你產生誤解：但僱傭兵並不是一無是處（不然早被淘汰了），這些人與公民兵不同，他們是完完全全的職業軍人，換句話說：就是成本很低廉（所以文明帝國6中解鎖僱傭兵後給的兩個政策卡可以降低單位升級花費），你只要付出一點點錢，不用公民權，不用時間訓練，不用土地，不用個人威望，不用元老院/公民大會鬧得雞飛狗跳，這些相比金錢昂貴的多的東西，就能讓一批職業軍人為你“賣命”。
當然，僱傭兵偶爾用用是可以，即使奴隸和長工也會想盡辦法偷懶，更何況這種賣命的活？羅馬城的平民不時和貴族產生矛盾，以至於會在敵人大軍壓境的時候把軍隊開走，但這並不妨礙公民兵為共和國開疆拓土——你以為他們是為了共和國和元老院去開疆拓土？所以羅馬只要不失掉公民兵作為基本盤，她可以一直輸；而迦太基的漢尼拔，帶領大批傭兵在亞平寧半島贏贏贏，但只要輸一次，這群僱傭兵就一鬨而散了。
正如迦太基被毀滅一樣，羅馬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後，逐漸喪失了公民兵基本盤，依靠蠻族的僱傭兵去統治，最終永恆之城迎來了和迦太基一樣的結局，徒留一些難以被摧毀的建築遺蹟訴說著羅馬的輝煌過去。
既然僱傭兵並不靠譜，為何其會在之後的幾千年歷史繼續存在，甚至往往會在戰役裡起重要作用呢？
——在民主國家，你的投票權很重要；在封建國家，你的地位很重要。
（西）羅馬帝國這個千年帝國倒下後，整個歐洲都在很長時間裡沒有出現長久的新帝國，甚至大一些的專制王國，即使是法蘭克帝國也很快由於采邑制度的編制而四分五裂——或者說，在中世紀很長一段時間裡，維持一個羅馬帝國時期的常備集團軍對於大部分封建領主來說都困難重重。
封建領主，像法蘭西國王或者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雖然在理論上來說依然可以兵甲數萬，但實際上核心力量（即國王自身能隨便調動的常備軍）可能不過數千。就以法蘭西為例，直到公元11世紀的時候法蘭西國王的絕大部分實際控制領土還只有巴黎周圍的一小部分，國王的直接軍事實力可能還不如阿基坦公爵和諾曼底公爵這樣的大封臣（這也是為何諾曼底公爵敢違背封建法理和法王叫板，英格蘭國王敢以稅收遠不如阿基坦和諾曼底的英格蘭為基本盤，去爭奪法蘭西王位的底氣）。
舉一個例子，假設法蘭西國王要求諾曼底公爵履行封臣義務，要求公爵一同出兵去打擊伊比利亞的異教徒。作為諾曼底公爵，你可以依仗自己的實力雄厚，就說自己生病了來不了，法王未必能把你怎麼樣；或者你主動履行你的義務，但出了一些情況，比如你手下的曼恩伯爵稱病不來，法王也無權越級干涉。即使到了半路上，你也可以以各種藉口撤軍，在打擊異教徒中，你也會為了某些原因，比如想宣稱法蘭西王位，從而保存實力不賣力作戰。總而言之，法蘭西國王空有這麼多名義上的封臣，能徵集這麼多名義上的軍隊，但實際上很難按照君主的意願去行事。
這種情況下，即使封建君主家裡有礦，也不可能養得起太多騎士（常備軍），因為君主直接控制的資源少之又少。因此，就如同文明帝國6中解鎖僱傭兵後給的兩個政策卡可以降低單位升級花費那樣，君主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就是為了省錢），開始大量地依賴僱傭兵。尤其是在神聖羅馬帝國和意大利北部地區，存在大量的自由城市和小邦，由於缺乏維持常備軍的力量，也常常選擇僱傭兵去保護自己城市的安全。
在東方，拜占庭僱傭維京人，保加爾人，塞爾維亞人，庫曼人，欽察人，突厥人，延續了羅馬帝國蠻族僱傭軍的“傳統”，最終被塞爾柱突厥人看穿了這具披著羅馬帝國皮囊的腐敗靈魂不堪一擊。從科爾多瓦到亞歷山大，從巴格達到喀布爾，柏柏爾人不滿於統治者的腐化，發動了聖戰；馬穆魯克傀儡了埃及的蘇丹，開始軍政府模式；從波斯到孟加拉，突厥人在北印度散佈恐懼。東亞的天朝上國，在府兵制落幕後，也不可避免的武力值下降，良家子被賊配軍取代。
僱傭兵最多也只能是權宜之計，如果帝國的統治者自身都不願保衛自己的秩序，卻指望奴隸和僱傭兵，那被野心家看穿虛弱的本質只是時間問題。面對所謂的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要麼是連各地軍頭都打發不了的哈里發，要麼是連一隻可堪北伐的軍隊都拼湊不出來的天朝皇帝。最後，來自蒙古高原的風暴摧毀了這一切，也不知是僱傭兵帝國們太弱，還是蒙古旋風太強。頗具諷刺的是，上帝之鞭輕而易舉地攻佔了巴格達，但卻在馬穆魯克（包括埃及和印度），這些奴隸僱傭兵這裡折戟了。
就像庫曼/欽察人，馬紮人和保加爾人這些蠻族一樣，蒙古人止步於東歐，而阻擋他們的卻是上一批蠻族（匈牙利和波蘭），這些東歐人在西歐的老正十字旗看來也就比野蠻人高強一點。但無論如何，蒙古人最多也只能派一小隊遊騎，對著多瑙河以西望而卻步了。
——和平時期，君主們被僱傭兵掠奪，戰爭時期，他們被敵人掠奪。
雖然西歐有幸沒有經歷蒙古旋風的考驗，但黑死病和城市化卻對莊園制度產生了沉重打擊，而大航海時代的開啟，美洲金銀的輸入和新航路的開闢讓這一情況雪上加霜。
百年戰爭的餘波結束，法國在戰爭中逐漸兼併了大量封邑，加強的專制主義，到了路易十六時期，法國的專制主義達到頂峰；英國則走議會路線，同樣削弱了地方封建主的實力。
商品經濟的發展讓依託莊園經濟的軍事化貴族收到沉重打擊，加上各個的專制主義化加強中央權力，火藥的運用，騎士階層再也不能作為主要軍事力量了。這在一方面使僱傭兵短暫地崛起，另一方面也促使各國開始發展常備軍，平民階層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多參與軍事，近代民族國家意識開始萌芽。戰術戰略的發展，使得戰爭對兵員素質有了更高要求，僱傭兵難以控制，層次差距極大，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等等，這些問題越來越讓君主們頭疼，對於常備軍的需求日益增加。
一些國家反其道而行之，通過逆農奴化，加強了軍事貴族地位，企圖繼續維持“騎士精神”，比如波蘭的翼騎兵，奧斯曼的耶尼切裡，滿洲的八旗，本質上都是軍事貴族的變種。但歷史證明，這些軍事貴族的腐化墮落不可避免，而個人勇武的作用也隨著火器發展越來越小了。
三十年戰爭之後，西歐各國紛紛進行軍事改革，到了十八世紀，不僅是職業軍隊的逐漸確立，徵集軍隊的權力也逐漸掌握在政府手中而非個人。士兵們從國家機構哪裡獲取薪水，而並非是軍官們去解決，到了這個時代，僱傭兵已經很難作用於正面戰場了。
近代民族國家的軍隊構成又回到了類似公民兵的時代，而行政效率的提高使得全民動員成為可能。這使軍隊的形象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君主的私軍變成人民的軍隊），公民權的擴散，社會保障水平提高，對軍人的尊重，這些變革使得不僅使得僱傭兵沒有了明顯的優勢，腐化的軍事貴族在新式軍隊面前也變得不堪一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