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高後八年（前180年）八月一日，執掌大漢江山八年的呂后病逝。這位曾經鐵腕統治天下的女子，臨終前也沒忘了為呂氏一族謀劃。她留下遺詔，任命侄子呂產為相國，封侄女為少帝劉弘的皇后，企圖以此鞏固呂氏對朝政的掌控。然而，這一安排引發了劉氏宗親與功臣集團的強烈不滿，權力爭鬥一觸即發。
對於劉氏宗親而言，天下是劉氏的天下，呂后雖然掌權多年，但她畢竟是劉邦的皇后，這點還勉強可以忍受。然而，呂后去世後，呂氏繼續掌權顯然不可接受。宗親們心裡很清楚，若再不行動，劉氏江山遲早會變成呂氏的。
功臣集團的態度同樣複雜。呂后在世時，他們支持呂氏，是因為功臣集團本質上是利益派系，不希望劉氏宗親獨大威脅到自己的權力。與呂后合作，只是為了維持平衡。然而，呂后一死，這種微妙的平衡瞬間崩塌。呂產和呂祿只是宗族勢力的代表，根本無法與老謀深算的功臣集團相抗衡。
於是，劉氏宗親和功臣集團一拍即合，開始策劃如何清除呂氏勢力。
清除呂氏的行動由劉氏宗親和功臣集團共同發起。朱虛侯劉章、齊王劉襄、東牟侯劉興居等劉氏宗親與功臣集團的周勃、陳平達成一致，計劃通過政變扳倒呂氏。政變迅速展開，呂產、呂祿等人很快被清除，呂氏家族徹底退出了權力舞臺。
不過，平定呂氏後，劉氏宗親和功臣集團之間的矛盾卻浮出水面。齊王劉襄，作為劉邦的長孫，本以為自己能夠順利登上皇位。然而，他很快發現，功臣集團根本沒打算讓他當皇帝。畢竟，這次政變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權力遊戲，選擇一個與平亂無關的代王劉恆登基，才符合功臣集團的利益。
劉襄雖然心有不甘，但在功臣集團的強大壓力下，也只能無奈接受。
代王劉恆是劉邦的第四子，母親薄姬生性低調，一直不受重視。正因如此，劉恆這一支遠離朝堂，沒有與宗親和功臣集團形成利益衝突，這讓他成為了一個“安全的選擇”。
面對朝廷使者的邀請，劉恆起初並不願意前往長安。郎中令張武認為此行風險極大，建議稱病推辭，靜觀其變。但中尉宋昌卻認為，劉氏宗親的力量依然強大，功臣集團並不可能改朝換代，劉恆應當前往長安接受擁立。
經過一番權衡，劉恆最終決定冒險前往長安。然而，他並未貿然行動，而是採取了一系列小心謹慎的措施。他先派舅舅薄昭前往長安探聽虛實，隨後在抵達長安城外時，又讓宋昌先進城探路。這些舉措充分體現了劉恆的審慎和縝密。
劉恆剛到長安，功臣集團便給他來了一個下馬威。在渭橋上，太尉周勃帶領一眾大臣迎接劉恆。周勃提出：“請賜片刻時間秘密稟陳。”這是一個陷阱。若劉恆答應，周勃就可以通過遲交玉璽的方式，暗示皇位是功臣集團“賜予”的，而非劉恆的合法繼承。
關鍵時刻，宋昌挺身而出，直接回應道：“若太尉所陳為公事，請當眾奏明；若為私事，王者無私。”一句話堵住了周勃的口，維護了劉恆的合法性，成功化解了這場危機。
隨後，周勃不得不將天子璽符交給劉恆，這標誌著功臣集團對劉恆地位的正式承認。然而，劉恆很清楚，這並不意味著自己已經高枕無憂。
進入長安的第一晚，劉恆便開始著手鞏固權力。他任命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確保自己的親信掌控宮廷宿衛。同時，他宣佈詔書，褒獎參與平定呂氏的功臣與宗親，恢復劉氏宗親的爵位與封地，並對功臣進行豐厚賞賜。周勃被任命為左丞相，陳平為右丞相，二人分別賞黃金五千斤，食邑一萬戶。
通過這份詔書，劉恆既安撫了宗親與功臣，又為清除潛在威脅做好了鋪墊。他隨即下令處死前少帝劉弘及其他呂氏後裔，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功臣集團對劉恆依然心存戒備。為了徹底消除隱患，劉恆忍痛殺死了自己與呂氏王妃所生的四個兒子，以換取功臣的信任。
儘管劉恆通過賞賜暫時穩定了局面，但他深知，功臣集團的威脅始終存在。尤其是太尉周勃，仰仗平定呂氏的功勞，對劉恆毫無敬意。每次上朝，周勃總是驕橫無禮，絲毫不把年少的劉恆放在眼裡。
面對這樣的局面，劉恆選擇隱忍。他表面上對周勃禮敬有加，但實際上暗中尋找機會削弱功臣集團的勢力。
某日，劉恆在朝堂上問周勃：“天下一年判決多少案件？”周勃回答不上來。劉恆又問：“一年錢糧的收入與支出是多少？”周勃依然答不上來。而右丞相陳平則巧妙回應：“這些事務有專人負責，我的職責是輔佐天子，治理百官。”
通過這場問答，劉恆當眾讓周勃難堪，進一步削弱了他的威信。不久之後，周勃辭去相位，返回封地。劉恆利用這一機會，逐步提拔自己的親信，開始重掌朝政。
處理完功臣集團後，劉恆將目光轉向了宗親。為了削弱齊王劉襄一系的力量，劉恆將齊地一分為三，封劉襄之子劉則為齊王，另設城陽王和濟北王，進一步削弱了宗親勢力的集中。
與此同時，劉恆通過恩威並施的手段解決了自己的弟弟淮南王劉長。劉長驕橫跋扈，屢次觸犯朝廷法令，最終被劉恆流放蜀地。雖然劉恆表面上表現出“手足情深”，但他對劉長的安排，實際上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清洗。
經過六年的隱忍與謀劃，劉恆終於徹底掌握了朝政大權。功臣集團的勢力被分化，宗親的力量被削弱，大漢帝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穩定期。
此後，劉恆以“無為而治”為理念，推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他沒有大興土木，也沒有強徵民力，而是將主要精力放在休養生息上。這一時期，社會安定，百姓富足，為後來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