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八月一日，执掌大汉江山八年的吕后病逝。这位曾经铁腕统治天下的女子，临终前也没忘了为吕氏一族谋划。她留下遗诏，任命侄子吕产为相国，封侄女为少帝刘弘的皇后，企图以此巩固吕氏对朝政的掌控。然而，这一安排引发了刘氏宗亲与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权力争斗一触即发。
对于刘氏宗亲而言，天下是刘氏的天下，吕后虽然掌权多年，但她毕竟是刘邦的皇后，这点还勉强可以忍受。然而，吕后去世后，吕氏继续掌权显然不可接受。宗亲们心里很清楚，若再不行动，刘氏江山迟早会变成吕氏的。
功臣集团的态度同样复杂。吕后在世时，他们支持吕氏，是因为功臣集团本质上是利益派系，不希望刘氏宗亲独大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与吕后合作，只是为了维持平衡。然而，吕后一死，这种微妙的平衡瞬间崩塌。吕产和吕禄只是宗族势力的代表，根本无法与老谋深算的功臣集团相抗衡。
于是，刘氏宗亲和功臣集团一拍即合，开始策划如何清除吕氏势力。
清除吕氏的行动由刘氏宗亲和功臣集团共同发起。朱虚侯刘章、齐王刘襄、东牟侯刘兴居等刘氏宗亲与功臣集团的周勃、陈平达成一致，计划通过政变扳倒吕氏。政变迅速展开，吕产、吕禄等人很快被清除，吕氏家族彻底退出了权力舞台。
不过，平定吕氏后，刘氏宗亲和功臣集团之间的矛盾却浮出水面。齐王刘襄，作为刘邦的长孙，本以为自己能够顺利登上皇位。然而，他很快发现，功臣集团根本没打算让他当皇帝。毕竟，这次政变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权力游戏，选择一个与平乱无关的代王刘恒登基，才符合功臣集团的利益。
刘襄虽然心有不甘，但在功臣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也只能无奈接受。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亲薄姬生性低调，一直不受重视。正因如此，刘恒这一支远离朝堂，没有与宗亲和功臣集团形成利益冲突，这让他成为了一个“安全的选择”。
面对朝廷使者的邀请，刘恒起初并不愿意前往长安。郎中令张武认为此行风险极大，建议称病推辞，静观其变。但中尉宋昌却认为，刘氏宗亲的力量依然强大，功臣集团并不可能改朝换代，刘恒应当前往长安接受拥立。
经过一番权衡，刘恒最终决定冒险前往长安。然而，他并未贸然行动，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小心谨慎的措施。他先派舅舅薄昭前往长安探听虚实，随后在抵达长安城外时，又让宋昌先进城探路。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刘恒的审慎和缜密。
刘恒刚到长安，功臣集团便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在渭桥上，太尉周勃带领一众大臣迎接刘恒。周勃提出：“请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这是一个陷阱。若刘恒答应，周勃就可以通过迟交玉玺的方式，暗示皇位是功臣集团“赐予”的，而非刘恒的合法继承。
关键时刻，宋昌挺身而出，直接回应道：“若太尉所陈为公事，请当众奏明；若为私事，王者无私。”一句话堵住了周勃的口，维护了刘恒的合法性，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
随后，周勃不得不将天子玺符交给刘恒，这标志着功臣集团对刘恒地位的正式承认。然而，刘恒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已经高枕无忧。
进入长安的第一晚，刘恒便开始着手巩固权力。他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确保自己的亲信掌控宫廷宿卫。同时，他宣布诏书，褒奖参与平定吕氏的功臣与宗亲，恢复刘氏宗亲的爵位与封地，并对功臣进行丰厚赏赐。周勃被任命为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二人分别赏黄金五千斤，食邑一万户。
通过这份诏书，刘恒既安抚了宗亲与功臣，又为清除潜在威胁做好了铺垫。他随即下令处死前少帝刘弘及其他吕氏后裔，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功臣集团对刘恒依然心存戒备。为了彻底消除隐患，刘恒忍痛杀死了自己与吕氏王妃所生的四个儿子，以换取功臣的信任。
尽管刘恒通过赏赐暂时稳定了局面，但他深知，功臣集团的威胁始终存在。尤其是太尉周勃，仰仗平定吕氏的功劳，对刘恒毫无敬意。每次上朝，周勃总是骄横无礼，丝毫不把年少的刘恒放在眼里。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恒选择隐忍。他表面上对周勃礼敬有加，但实际上暗中寻找机会削弱功臣集团的势力。
某日，刘恒在朝堂上问周勃：“天下一年判决多少案件？”周勃回答不上来。刘恒又问：“一年钱粮的收入与支出是多少？”周勃依然答不上来。而右丞相陈平则巧妙回应：“这些事务有专人负责，我的职责是辅佐天子，治理百官。”
通过这场问答，刘恒当众让周勃难堪，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威信。不久之后，周勃辞去相位，返回封地。刘恒利用这一机会，逐步提拔自己的亲信，开始重掌朝政。
处理完功臣集团后，刘恒将目光转向了宗亲。为了削弱齐王刘襄一系的力量，刘恒将齐地一分为三，封刘襄之子刘则为齐王，另设城阳王和济北王，进一步削弱了宗亲势力的集中。
与此同时，刘恒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解决了自己的弟弟淮南王刘长。刘长骄横跋扈，屡次触犯朝廷法令，最终被刘恒流放蜀地。虽然刘恒表面上表现出“手足情深”，但他对刘长的安排，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清洗。
经过六年的隐忍与谋划，刘恒终于彻底掌握了朝政大权。功臣集团的势力被分化，宗亲的力量被削弱，大汉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期。
此后，刘恒以“无为而治”为理念，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他没有大兴土木，也没有强征民力，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休养生息上。这一时期，社会安定，百姓富足，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