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动漫】陈可辛不是跑，而是闯

之前和朋友聊起一件事，对方表述感觉现在院线能看到的电影越来越少了，这几年的电影表达越来越保守，而我也有这感觉，但是依旧想说是有受到疫情带来的经济生活环境的影响。

几天后，对方给我发来陈可辛的报道。

“背景：据Variety等媒体报道，华人导演陈可辛近期创立了泛亚洲制片公司Changin ' Pictures，目标是为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的观众提供优质内容，目前甄子丹、章子怡已确定参与该公司新剧。五部剧集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可辛执导、章子怡主演的《酱园弄杀夫案》，该剧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的是1944年上海新昌路酱园内的詹周氏持刀杀死多年虐待自己的丈夫詹云影的故事。剧集长度为五集，从剧情简介和类型上来看，悬疑、惊悚和血腥将是主要元素。”

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只当做新闻看似没啥太多细节，但是其动作本身对于业内却是有影响的，而且这消息也是有段时间了，在国外没太大水花，几个月后，这新闻在出口转内销后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番讨论。但是首先得说起陈可辛导演本人，会发现一切皆有迹可循，这不是他第一次干。

是导演？还是制片人？

关于陈可辛这个导演其实很有意思，首先我不想把“港片”的重量挂在陈可辛身上，我觉得他可能和很多香港导演在很多场合都有提过“港片”的概念，但是他自己本身是并未怎么认同这一概念的，陈可辛在我眼里并没有桎梏于港片曾经辉煌的时代，并因此存在各种压力，他更多地是想着如何去从事好电影这份职业。

所以，从履历来说，陈可辛一开始入行做的并非是导演，而是制片和监制。

后来在陈可辛的电影生涯里，其有一大半工作也都是做监制和制片人。

监制、制片人相比较导演身份来说，更为首先是他的复杂。这种复杂不仅是跨国的文化背景，也是跨专业的，从电影立项到资金投资，再到负责计划拍摄日程，监督和控制电影的开支成本以及后期宣传，还有票房和利润，这一切都要求陈可辛在除开导演本身的技术力之外，应该有着更为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和商业事业的协调与执行力。陈可辛从事影视行业超过30年，是在中国香港、内地、甚至整个亚洲都是颇具影响力的知名导演。其代表作有《双城故事》《风尘三侠》《金枝玉叶》《甜蜜蜜》《投名状》《中国合伙人》《夺冠》等，也两次获香港金像奖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项。

陈可辛1962年出生在香港，12岁跟着父母移居到泰国，18岁去美国上大学，大一学的是酒店管理，大二转到电影专业。在大二的那个假期，他回到香港，由父亲陈铜民（邵氏的电影导演、编剧）介绍进吴宇森《英雄无泪》的剧组做语言翻译，之后进入了嘉禾电影公司学习制片和导演工作，再之后又经曾志伟介绍进入朋友的公司担任制片，并且学习监制。

90年代曾志伟创立在香**树一帜的UFO电影公司，集结了陈可辛、李志毅、张之亮、陈德森等一批优秀导演，以文艺喜剧为主要创作类型，陈可辛拍摄或编剧出过群星璀璨的《金枝玉叶》《甜蜜蜜》，也有嬉笑怒骂的《救世神棍》。

后来，UFO星落云散。1998年，陈可辛前往好莱坞，为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拍摄爱情电影《情书》，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港片没落，那时投资一部电影，拍完了都不敢上映，因为票房不够支付宣传费，一度形成潮流的香港电影，也突然过时了。而金融危机也恶性循环的导致电影行业票房越来越萎缩，当时内地市场暂未起来，整个香港开工剧组越来越少，香港电影人找了很多方法来寻找出路，陈可辛是最早一批从香港去好莱坞发展的导演，但是好莱坞工业化的模式给自由的香港电影人很多掣肘，一位从构思到宣传都要全程主导的导演，进入了美国电影工业，有许许多多的不适应，导演只是被雇佣的身份而已。

“去到美国，发现美国有制度，但比香港死板，更权威，自己完全没有议价权，香港还可以争、可以谈，那边却没有谈的余地，面对他们的业界文化，都不知道找谁去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陈可辛说。

第一次想做亚洲电影

曾志伟和他说过，如果不习惯，就回来，于是，陈可辛回到了香港。2000年，陈可辛接受曾志伟主导的Star East注资，成立了Applause Picture，打算做泛亚洲电影。你看，在20年前，陈可辛就迈出了今天这一步。和今天一样的泛亚洲化电影拍摄同盟。只不过，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他失败了。

Applause Picture同样是主打“泛亚洲”概念，整合个亚洲资金，在多个亚洲国家的渠道上映，能拍摄多种类型的电影，当时的《三更》《见鬼》《晚娘》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然而，这些电影在亚洲各地和北美发行之后，全球票房不过千万(美元），市场给了他响亮的一巴掌，告诉他你还没准备好。陈可辛发觉虽然想做“泛亚洲”，因为市场和观众口味，却似乎离不开惊悚片这个范畴了，于是，他想着复制《三更》的模式，找三位导演合拍三段式的爱情故事，结果根本找不到资金，这对陈可辛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资本需要市场的反馈，当时他以为这条道走不通。

不过，Applause Picture给陈可辛带去了很多经验。向来更多关注创作和市场的他，借由Applause Picture明白了电影的融资是怎么一回事，那段时间给他在制片人、导演身份之外，增补了更多做生意的经验，加固了他商人的属性。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揭开了内地的商业大片时代，陈可辛看到内地可容纳的电影市场。

他北上了。

2009 年，陈可辛将工作室迁至北京为标志事件，他是第一个将工作室设立在内地的香港导演。而之后，许多香港电影人如成龙、吴宇森、徐克、彭浩翔、王晶等都渐渐将工作重心甚至是生活重心转移至内地，体现出陈可辛的前瞻性。《如果爱》《投名状》、然后是《十月围城》。

他冲进合拍片大潮，一部《投名状》大杀四方赢得华语电影各个山头一致赞赏：《投名状》在中国票房逾2亿人民币，亚洲区创下逾4千万美元的成绩，更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八项大奖及三项金马奖，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片。

他是第一个直接把工作室放在北京的，回过头看不得不说陈可辛商人的视野和眼界，期间他和合伙人也经历的蜜月期和拆分期，在这期间他也开始熟悉内地电影圈子和办事风格，陈可辛独有的特点开始体现，也许是打通了整个电影链条，他能从更多的角度去引导创作，即陈可辛作为一个导演、制片、商人的文化观察力，让他能比其他人强很多，去反馈到编剧和创作。而且一直以来，陈可辛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电影类型，并依据艺术思想与商业思考对影片进行个性化把握。

同时，他对于题材的巧妙选择和深度挖掘，也使得影片更加凸显现实主义和人性魅力，其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和理性深刻的人性思考都独具一格。而他北上后执导的电影作品在香港电影主旋律化历程中无疑更是成功的典范。

后来，出现了《中国合伙人》《亲爱的》。

对比于徐克、林超贤、许鞍华这些同样北上拍片的导演，这两部电影会让人意识不到是香港导演拍的，这是无论在选题还是情感上都非常沉下去的内地题材，而且足够敏感，这其间的分寸和表达就算是内地导演都很难把控的。《中国合伙人》拿下5.4亿票房，并为陈可辛捧回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等内地主流奖项。《亲爱的》不仅赢得了票房和奖项的丰收，还带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陈可辛的个人创作风格，迅速地融入到了内地电影的语境中，其速度与深度，至今仍是北上香港导演的翘楚，他凭借自己敏锐且包容的观察力做到了文化融合、类型跳跃、贴近现实、迎合观众， 在北上的芸芸香港电影电影人中，陈可辛是难得的一位同时具备导演能力、监制能力和商业布局视野的电影人。

后来几年，陈可辛开始铺开摊子，开始了各种监制和制片。老部下林爱华的《整容日记》，“世侄”曾国祥的《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御用剪辑师许宏宇的《喜欢你》，“三姑”吴君如的导演处女作《妖铃铃》……但是执着于人性故事与思考表达的陈可辛，又瞄准了一个人的传记电影，她叫李娜（电影更名为《独自·上扬》）。其实回看陈可辛的创作路线，可以看出他并非是一个执拗的人，他曾是香港的新移民（父亲是泰国华人），又曾留学美国再回流香港工作，从事电影工作但是又不拘泥于辉煌的过去，懂得变迁和引导，能在内地环境中长袖善舞，说明其并非是一个喜欢挑战难度或者钻牛角尖的人。

对当时的陈可辛来说，他想拍的电影叫李娜。

夺冠后消失的电影

陈可辛就是生存主义者，也就说明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但从陈可辛选择好莱坞，选择泛亚洲同盟，选择北上这些事又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务实又并非圆滑世故，而更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坚韧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即使在局势大好的《中国合伙人》之后，他与会去选择社会角度和拍摄难度吃力不讨好的《亲爱的》，就可以看出他骨子里仍有一种文人导演的创作傲气，认为哪的环境都不可能完美，不如意十有八九，但无论怎样，凭我的坚持都能适应。

他想拍摄的《独自·上扬》，是因为这个人存在着巨大的话题和可展开的讨论空间，能塞下他思考的东西。我不确定陈可辛在她身上看到什么特质的点，但是很明显，陈可辛是会坚持的那种人。《亲爱的》之后的五年，陈可辛前往福建拍摄《夺冠》（当时叫《中国女排》），同时也拍摄了《独自·上扬》。采访问起他为何会连拍两部体育题材电影？是你个人喜好，还是出于对市场的判断？陈可辛说，在这个大环境里，要考虑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之前我没拍过体育题材，导演刚开始工作的几年，拍的东西都有自传的成分，很个人化，慢慢才会向外去找些新的东西来做。其实不管拍什么，归根结底是拍情感，拍人的故事。一开始我不是想拍体育题材，只是想拍李娜，觉得她是在一定社会环境里很特别的存在。从《独自·上扬》开始，才对体育题材感兴趣。后来想拍女排，本以为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团体肯定有很多人想拍，一问才知道，竟然没有，所以就决定去拍了。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体育迷，但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女排，不仅国内对她们疯狂，整个华人圈子都对她们很疯狂。但你要真问我对“女排精神”了解多少，那就是后来做剧本时慢慢去挖掘、慢慢去分析这个现象了。每个人可能理解都不同，但在我看来，1978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在我们落后、缺乏自信的时候，中国女排是最先走出国门，重新走进世界大环境的，是冲在最前面的一群人。那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很大的突破和尝试，已经远不止体育那么简单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好像就是对时代的东西感兴趣，《甜蜜蜜》是在拍时代变迁，《中国合伙人》也是。想拍网球运动员还是在讲一个运动员的成长，但拍女排不一样，它背后有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我觉得，中国女排的主角是时代，通过女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同时代的面貌，而我可以对这种“面貌”做一些个人化的解读，这可能就是很多人说我喜欢“夹带私货”的地方。陈可辛在拍摄《李娜》的同时也拍摄了《夺冠》（中国女排）。2020年9月25日，《夺冠》率先在内地上映，取得8.37亿票房。

重新出发

在二十多年前，陈可辛就已经尝试过泛亚洲的电影制作模式，当时市场时机尚未成熟，无论是创作者自身，还是影视工业环境，亦或是下游的渠道、平台，资本等通通没有做好准备。然而，如今已大不一样。

若是将时间回转至2020年，当年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三个奖项都颁给了《夺冠》，但在第二天陈可辛本人的发了如下朋友圈。

他后来在面对GQ采访时说，“2020年时间就像被静止了一样，对我来说，过去的十个月就是“特别的一刻”。这“一刻”让我体会到了“退休”的快乐，也让我想清楚了自己在真正退休前还有很多内心里想去完成的事，想要去坚持走的路。”

不想猜测，也许从那个时候起，陈可辛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他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审查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创作者的自我审查，所以他总是先拍摄出来，再想办法。无法揣测，我也不想猜想，至少对于陈可辛来说，最后就是一种选择吧。

他是一个积极且有强大执行力的人，他的这一次选择，在不同的场合他都提到了电影市场的新变化，诸如流媒体巨头的推动、SVOD模式的全球发行的巨大潜力、亚洲影视内容的跨文化认可度还有网飞在台湾省、东南亚地区、还有韩国的电视剧的购买与发行等等原因，但或许真正的原因只来自于他内心，关乎于自由的创作和表达欲。

一方面是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当下国内院线市场的萎靡。今年国庆档以14.92亿的票房成绩收尾，与前两年差距巨大，疫情影响下，电影公司的内容减产和投资保守化带来的影响在国庆档体现得淋漓尽致，产能不足和类型单一化都为电影市场蒙上了一层阴云。尽管有政策支持、行业扶持，但是面对就业市场的寒冬以及经济环境差导致的额外支出的减少，外加短视频、直播、游戏等新兴娱乐形式的线上冲击，电影市场何时能复苏，何时能重新找回活力，谁也不能断言。

另一方面是，疫情隔离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加上对现实和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感、焦虑感，持续留存在人们的心中。网络的存在让人们日常的消费需求和社交活动得到部分满足，然而这种满足却无法弥补曾经生活中的另一些事情，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在人们需要在电影工业中找到情感链接，而陈可辛再次拾起泛亚洲计划，也是一种再出发，他的行为可能会在另外一条路上给予桎梏于某种环境下的其他人一种启发，而它在未来未必不会变成一条精彩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