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精神病患者常常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对精神病患的行为存在高度的敏感和敌意，尤其是在犯罪和不当行为的背景下，精神病患者的入狱率和再犯率远高于普通人群。如何在伦理、哲学与法律之间平衡精神病患者的责任，特别是在他们的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病理性因素时，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康德曾提出精神病患者缺乏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不应承担惩罚，但这一观点是否仍然适用于当今的社会？本文将从伦理学、道德与法律角度出发，讨论精神病患者应如何对其行为负责，探讨过度谴责与适度责任之间的界限。
是否让精神病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很大程度上以及如何进行不同程度惩罚在很多情况下应该进行的是法律层面上的讨论，但是目前的相关法律与法律概念中有相当一部分做的区分相当粗糙，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进行讨论。康德认为精神病患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也不需要接受惩罚。
之前的法律实践中有相当多的案例是在这样的精神下进行的，但是这样的观点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比如还适用于当今社会吗？我的观点是：精神疾病患者需要对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行为负责，但不应该受到谴责。
人们对精神病患常抱有更大的敌意并且看到相关案例时常常过度谴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精神病犯的入狱率和再犯率要远远高于非精神病患，在美国有高于百分之九十的男性精神病患
在监狱、收容所或缓刑的状态中（Kiehl and Hoffman, 2011）。这也就不意外为什么对精神病患的道德责任的讨论这么激烈，并且也能够理解一些对精神病患抱有一定悲观态度的人为什么认为让精神病患承担责任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发现，精神病患形成的积极的社会关系，对精神病患的积极的行为反应，如赞美、信任和赞扬，可能对精神病患者的发展产生相当积极的效果，以弥补无畏和缺乏抑制的道德有害行为影响（Godman and Jefferson, 2017）。但上述论述并不意味着我支持对精神病患无下限的纵容，虽然精神病患者存在极大的道德认知和同理心方面的认知，我还是认为他们应该承受除刑事责任和惩罚。
但是对精神病患过度的谴责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也不会对他们产生积极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去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认知和行为本身就有价值，那么就不应该受到谴责。有一个例子：两个医生都想挽救病人的生命并且采用同一种最有可能治疗成功的方式，但是处于某种原因一人被救活但另一人被治疗害死，没有人会谴责第一位医生并且我认为第二位医生虽然有责任也不应该被谴责，因为他的行为和对治疗方法的认知本身是善良和积极的(Scholten, 2016.)。
Scholten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个迫害妄想症案例：一名四十岁有三个孩子的男性。认为他贬低毒贩的话被人听到并且告诉了当地黑手党，黑帮认为他是警察。男子注意到有些人跟踪他，他认为这些人会把他抓住并且杀死，他感到恐慌和害怕并且离家出走。
如果我们从思考医生问题的角度来思考是否谴责这名男性，我们很容易得到答案：不应该谴责。虽然他离家出走的行为抛弃了他的孩子,而且没有接着履行他照顾孩子的职责，但是他也只是想要保护自身生命安全虽然这种威胁是幻想出来的。精神病患的行为有时或许是难以理解、令人震惊的和不道德的，但如果他们的行为背后有正当合理的信念、认知和信仰支撑，或许我们不应该对这个群体抱有消极的刻板印象。
综上所述，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是否应承担道德责任，是一个充满争议且复杂的问题。在面对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时，我们应避免简单的谴责，而应从其心理状态、认知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入手，合理评估其责任。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往往源于其内在的病理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完全免除责任，而是应该在适当的法律框架下，区分不同程度的责任与惩罚。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度的指责和谴责不仅缺乏实际意义，还可能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与社会融入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理解与支持，尤其是在建立积极社会关系方面，能够为其恢复正常功能提供积极的推动力。因此，如何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References
Kiehl, K.A. and Hoffman, M.B., 2011. The criminal psychopath: History, neuroscience, treatment, and economics. Jurimetrics, 51, p.355.
Godman, M. and Jefferson, A., 2017. On blaming and punishing psychopaths.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11, pp.127-142.
Scholten, M., 2016. Schizophrenia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A Kantian essay. Philosophia, 44(1), pp.20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