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北京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突然出現了來自康熙的“紅票”，拍賣時的標題為《康熙帝寄西洋眾人諭》，即康熙皇帝在1716年寄給西方人的親筆諭旨，通過內務府印刷發往歐洲，這份諭令因其硃紅色的外觀而得名“紅票”，由於正史中從來沒有記載，卻又被證實是康熙的諭旨，來歷成謎，這張紅票的內容也非常有意思：
紅票的來歷
武英殿等處監修書官伊都立、王道化、趙昌等，字寄與自西洋來的眾人。我等謹遵旨於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龍安國、薄賢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陸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數年，不但沒有信來，所以難辨真假。又有亂來之信，因此與鄂羅斯的人又帶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時，事情都明白之後，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無真憑據，雖有什麼書信，總信不得。因此，唯恐書信不通，寫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廣東巡撫院印，書不封緘，凡來的眾西洋人，多發與帶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簡單翻譯就是康熙在1706年和1708年往西方直接派出了兩組使臣，但是人一直沒有回信，於是康熙親自向歐洲發函希望得到答覆。這張紅票的拍賣很快吸引了大量歷史學家的關注，紅票中提及的“事情明白之後”到底是什麼事情，康熙為什麼要給西方發這張紅票，紅票中提到的人又有怎樣的故事，種種問題都是謎團。翻閱大清的官修史書，也從未有任何地方提到過這些紅票。
直至2011年，牛津大學圖書館的負責人大衛·海里威才提及了他與紅票的一段往事。在70年代，海里威在牛津的一間古老圖書館中偶然發現了一張紅票，當時它僅被簡單地標記了一個庫存編號，並與一塊木板捆綁在一起。這表明牛津的前館員們對這張紅票的歷史一無所知，甚至不確定它應該歸類於圖書館的哪個部分。因此，海里威在查看後，將其原封不動地放回了原位，這一放就是20年。直到1992年，他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偶然再次看到紅票，這才回想起自己在牛津曾見過相同的物品。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紅票
利用這個機會，海里威重新審視了牛津的那張古老紅票。這張票是由古籍收藏家法朗士·戴希在18世紀捐贈給牛津圖書館的，它在那裡靜靜地躺了近200年。海里威在互聯網上分享了他與紅票的這段偶然經歷，很快，全球的圖書館、歷史學者和收藏家紛紛向他發送關於紅票的信息，經過整理，目前已知世界各地共有18張紅票，但沒有一張保存在中國，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也未曾注意到紅票的故事。
1．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慕尼黑
2．赫爾佐格·奧古斯特圖書館，沃爾芬比特爾（副本1）
3．赫爾佐格·奧古斯特圖書館，沃爾芬比特爾（副本2）
4．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
5．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6．大英圖書館，倫敦
7．劍橋大學圖書館
8．倫敦木班基金會
9．法國國家圖書館，巴黎
10．萊頓漢學研究所
11．梵蒂岡使徒書院，梵蒂岡城
12．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
13．利瑪竇研究所檔案館，波士頓學院
14．印第安納大學禮來圖書館
15．康奈爾大學圖書館
16．東京私人收藏
17．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
18．格拉斯哥大學亨特圖書館
利瑪竇研究所檔案館，波士頓學院
最接近紅票的接觸者是中國清史研究的權威陳垣。1930年2月，陳垣在故宮的懋勤殿中發現了三份康熙帝的手稿，其中一份正是紅票上漢字部分的初稿。由於清朝官方史料中並未記載紅票，當時國內的學術界對紅票一無所知。陳垣通過廣泛的考證，結合手稿中提及的俄羅斯人等線索，推斷這份草稿大約撰寫於康熙五十六年，與實際的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去不遠。儘管陳垣認識到這些手稿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由於缺乏相關史料，他難以完全揭開紅票背後的故事。
在整理故宮文物的過程中，陳垣還發現了另外十二份與康熙時期歐洲交流相關的手稿。結合當時西方教會出版的各種資料，他大致勾勒出了康熙與羅馬教廷長達十五年的交流和磋商的歷史輪廓。紅票以其精美的印刷和大氣的設計而著稱，展開後長達一米，這也是為何當年的歐美收藏家們，盡管不了解其背後的歷史故事，也紛紛將其收藏的原因。
歷史上，康熙帝與傳教士的關係非常特殊，大部分傳教士都沒有官銜，卻能往來於宮中，侍奉在康熙左右，而且傳教士被康熙允許出入內廷，這在當時是極大的信任，甚至這些西方傳教士還能參與重大外交事務，比如《尼布楚條約》的談判，康熙對西方學問的興趣，是不可能憑空產生的，這種興趣源自於他與傳教士的接觸和信任，而這些紅票就是揭開康熙與西方人交流的關鍵所在。
紅票裡的使臣
上面這張紅票中提及了兩波西洋人，分別是康熙四十五年的龍安國、薄賢士和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陸若瑟，紅票相當國際化，用漢文、滿文和拉丁文三種文字印出，龍安國的拉丁文是Antonio de Barros，是葡人，薄賢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是法國人，兩人確實深得康熙信任，甚至是讓當時朝廷上的滿人和漢人大臣都相當羨慕，因為清朝分為內廷和外廷，傳教士不僅能夠出入內廷，還能經常陪在康熙身邊。
紅票中，康熙在1706年遣龍安國和薄賢士前往西方，兩人去歐洲的路線是先跨越太平洋抵達美洲，史學家發現兩人抵達巴西后還曾給歐洲寄過信，但是兩人從巴西返回歐洲的路上遇到了風暴去世；另外兩人艾若瑟原名Giuseppe Provana意大利人，陸若瑟原名José Raimundo de Arxo西班牙人，他們在1708年受康熙所託前往歐洲，從印度洋走，最終抵達葡萄牙。
根據葡萄牙史料記載，當時兩人還受到了若昂五世的熱情接待，不過陸若瑟到達歐洲不久後就病故了，而康熙的紅票抵達歐洲後，教皇看過紅票便讓艾若瑟返回中國，之後艾若瑟也在回程的船上離世，有意思的是，當時艾若瑟離開中國時帶了一箇中國弟子樊守義，當時康熙為了向羅馬教廷澄清中國禮儀之爭，特地讓樊守義跟著艾若瑟，樊守義遊歷歐洲，返程時守著艾若瑟的棺材抵達廣州，康熙還特地派人到廣州買了36畝土地用作墓地，厚葬艾若瑟。
艾若瑟和樊守義這一段歷史同樣沒有寫入任何的清朝史書中，而是來自19世紀一位英國的全球旅行冒險者，當時艾若瑟的墓地是洋人很喜歡去的一個景點，這位英國人在遊記中非常詳細記載了墓地周圍的情況，還將墓碑和墓誌銘上的拉丁文和漢文全部抄錄了下來，墓碑上漢文刻著“欽差艾公之墓”，說明康熙對艾若瑟相當好直接給了“欽差”的名頭，墓誌銘詳細記載了厚葬艾公的經歷，甚至還引用《漢書·蘇武傳》來稱讚艾公，到今天艾公的墓地僅剩下大理石墓碑殘片，依然能和紅票、英國人遊記對應上來，只是這些故事從未出現在清朝的各種史書之中。
而北京春季藝術品拍賣會的這張紅票，正是康熙與羅馬教皇克萊蒙十一世直接通信的證據，康熙遣西洋人作為清朝的欽差，試圖直接與西方溝通，但由於地理位置太過於遙遠，雙方能夠直接對話的場景也僅限於此，而且派出去的四人最後都沒能回來。更有意思的是，這張紅票上還有16位西方各國傳教士的簽名，有些傳教士回到歐洲後也會吹噓他們和康熙的關係，甚至有不少歐洲人覺得康熙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君士坦丁大帝。
康熙的紅票
以上關於紅票的故事在孫立天的新書《康熙的紅票》中有更詳細的記載，傳教士早在16世紀就成規模地抵達中國，在明清交替之際，很多傳教士也在兩邊押寶，一部分傳教士成功進入了清朝的核心圈，甚至傳教士南懷仁還成為了康熙的科學啟蒙老師，在很多人眼中清朝直到末期才被迫讓西方打開國門，實際上清朝與西洋的接觸要早得多，不過這些接觸幾乎只停留在康熙的個人層面。
從紅票可以看出，18世紀傳教士幾乎已經走遍了全世界，他們普遍承認中華文明幾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和歐洲文明媲美的地方，所以羅馬教廷對中國相當重視（康熙的紅票也經常發往歐洲找尋更加博識的學者），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湯若望和南懷仁，也都是科學素養極高的全能型傳教士，還有法國來華的五位傳教士白晉、張誠、洪若翰、李明和劉應，也都是學識淵博的神父。
其中白晉擅長數學、天文、技術，但是到了中國後迅速被各種古代典籍吸引，甚至白晉還屢屢違背康熙的旨意，沉迷《易經》研究中不能自拔，康熙幾次發脾氣說白晉天天看易經不務正業。康熙一直對西方科學文化知識有著濃厚的興趣，特別是數學，傳教士經常會給康熙講代數幾何的知識，康熙甚至還知道平方根的解法，並且曾寫信詢問歐洲數學家有沒有找到新的方法來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
這些紅票和信件的內容，也顛覆了很多人對康熙的認識，很多人還猜測，如果龍安國、薄賢士、艾若瑟、陸若瑟四人能夠順利回到中國，那麼西洋與大清的交流是否會更加緊密？不過可惜的是，康熙對西方科學的熱愛也僅限於個人，且具有很強的功利主義色彩，講究實用性，康熙的大臣和地方大員由於各種禁忌，並沒有表現出對西方科學的熱情，科學知識在民間的推廣也受到限制。
“紅票”可以視作是康熙主動與西方科學文化知識接觸的開始，但是並沒有上升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更高層面，對於歐洲經歷的大航海時代和地理大發現知之甚少，康熙的視野主要集中在維護和鞏固自己的江山社稷，而到了乾隆時代，康熙向內的視角進一步得到了強化，乾隆對於西方的工業革命和科技進步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態度，也錯過了與西方工業革命同步發展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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