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突然出现了来自康熙的“红票”，拍卖时的标题为《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即康熙皇帝在1716年寄给西方人的亲笔谕旨，通过内务府印刷发往欧洲，这份谕令因其朱红色的外观而得名“红票”，由于正史中从来没有记载，却又被证实是康熙的谕旨，来历成谜，这张红票的内容也非常有意思：
红票的来历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简单翻译就是康熙在1706年和1708年往西方直接派出了两组使臣，但是人一直没有回信，于是康熙亲自向欧洲发函希望得到答复。这张红票的拍卖很快吸引了大量历史学家的关注，红票中提及的“事情明白之后”到底是什么事情，康熙为什么要给西方发这张红票，红票中提到的人又有怎样的故事，种种问题都是谜团。翻阅大清的官修史书，也从未有任何地方提到过这些红票。
直至2011年，牛津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大卫·海里威才提及了他与红票的一段往事。在70年代，海里威在牛津的一间古老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张红票，当时它仅被简单地标记了一个库存编号，并与一块木板捆绑在一起。这表明牛津的前馆员们对这张红票的历史一无所知，甚至不确定它应该归类于图书馆的哪个部分。因此，海里威在查看后，将其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位，这一放就是20年。直到1992年，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偶然再次看到红票，这才回想起自己在牛津曾见过相同的物品。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红票
利用这个机会，海里威重新审视了牛津的那张古老红票。这张票是由古籍收藏家法朗士·戴希在18世纪捐赠给牛津图书馆的，它在那里静静地躺了近200年。海里威在互联网上分享了他与红票的这段偶然经历，很快，全球的图书馆、历史学者和收藏家纷纷向他发送关于红票的信息，经过整理，目前已知世界各地共有18张红票，但没有一张保存在中国，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也未曾注意到红票的故事。
1．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2．赫尔佐格·奥古斯特图书馆，沃尔芬比特尔（副本1）
3．赫尔佐格·奥古斯特图书馆，沃尔芬比特尔（副本2）
4．柏林国立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
5．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6．大英图书馆，伦敦
7．剑桥大学图书馆
8．伦敦木班基金会
9．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10．莱顿汉学研究所
11．梵蒂冈使徒书院，梵蒂冈城
12．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
13．利玛窦研究所档案馆，波士顿学院
14．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图书馆
15．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16．东京私人收藏
17．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
18．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图书馆
利玛窦研究所档案馆，波士顿学院
最接近红票的接触者是中国清史研究的权威陈垣。1930年2月，陈垣在故宫的懋勤殿中发现了三份康熙帝的手稿，其中一份正是红票上汉字部分的初稿。由于清朝官方史料中并未记载红票，当时国内的学术界对红票一无所知。陈垣通过广泛的考证，结合手稿中提及的俄罗斯人等线索，推断这份草稿大约撰写于康熙五十六年，与实际的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去不远。尽管陈垣认识到这些手稿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由于缺乏相关史料，他难以完全揭开红票背后的故事。
在整理故宫文物的过程中，陈垣还发现了另外十二份与康熙时期欧洲交流相关的手稿。结合当时西方教会出版的各种资料，他大致勾勒出了康熙与罗马教廷长达十五年的交流和磋商的历史轮廓。红票以其精美的印刷和大气的设计而著称，展开后长达一米，这也是为何当年的欧美收藏家们，尽管不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故事，也纷纷将其收藏的原因。
历史上，康熙帝与传教士的关系非常特殊，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官衔，却能往来于宫中，侍奉在康熙左右，而且传教士被康熙允许出入内廷，这在当时是极大的信任，甚至这些西方传教士还能参与重大外交事务，比如《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康熙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这种兴趣源自于他与传教士的接触和信任，而这些红票就是揭开康熙与西方人交流的关键所在。
红票里的使臣
上面这张红票中提及了两波西洋人，分别是康熙四十五年的龙安国、薄贤士和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红票相当国际化，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印出，龙安国的拉丁文是Antonio de Barros，是葡人，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是法国人，两人确实深得康熙信任，甚至是让当时朝廷上的满人和汉人大臣都相当羡慕，因为清朝分为内廷和外廷，传教士不仅能够出入内廷，还能经常陪在康熙身边。
红票中，康熙在1706年遣龙安国和薄贤士前往西方，两人去欧洲的路线是先跨越太平洋抵达美洲，史学家发现两人抵达巴西后还曾给欧洲寄过信，但是两人从巴西返回欧洲的路上遇到了风暴去世；另外两人艾若瑟原名Giuseppe Provana意大利人，陆若瑟原名José Raimundo de Arxo西班牙人，他们在1708年受康熙所托前往欧洲，从印度洋走，最终抵达葡萄牙。
根据葡萄牙史料记载，当时两人还受到了若昂五世的热情接待，不过陆若瑟到达欧洲不久后就病故了，而康熙的红票抵达欧洲后，教皇看过红票便让艾若瑟返回中国，之后艾若瑟也在回程的船上离世，有意思的是，当时艾若瑟离开中国时带了一个中国弟子樊守义，当时康熙为了向罗马教廷澄清中国礼仪之争，特地让樊守义跟着艾若瑟，樊守义游历欧洲，返程时守着艾若瑟的棺材抵达广州，康熙还特地派人到广州买了36亩土地用作墓地，厚葬艾若瑟。
艾若瑟和樊守义这一段历史同样没有写入任何的清朝史书中，而是来自19世纪一位英国的全球旅行冒险者，当时艾若瑟的墓地是洋人很喜欢去的一个景点，这位英国人在游记中非常详细记载了墓地周围的情况，还将墓碑和墓志铭上的拉丁文和汉文全部抄录了下来，墓碑上汉文刻着“钦差艾公之墓”，说明康熙对艾若瑟相当好直接给了“钦差”的名头，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厚葬艾公的经历，甚至还引用《汉书·苏武传》来称赞艾公，到今天艾公的墓地仅剩下大理石墓碑残片，依然能和红票、英国人游记对应上来，只是这些故事从未出现在清朝的各种史书之中。
而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的这张红票，正是康熙与罗马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直接通信的证据，康熙遣西洋人作为清朝的钦差，试图直接与西方沟通，但由于地理位置太过于遥远，双方能够直接对话的场景也仅限于此，而且派出去的四人最后都没能回来。更有意思的是，这张红票上还有16位西方各国传教士的签名，有些传教士回到欧洲后也会吹嘘他们和康熙的关系，甚至有不少欧洲人觉得康熙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
康熙的红票
以上关于红票的故事在孙立天的新书《康熙的红票》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传教士早在16世纪就成规模地抵达中国，在明清交替之际，很多传教士也在两边押宝，一部分传教士成功进入了清朝的核心圈，甚至传教士南怀仁还成为了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在很多人眼中清朝直到末期才被迫让西方打开国门，实际上清朝与西洋的接触要早得多，不过这些接触几乎只停留在康熙的个人层面。
从红票可以看出，18世纪传教士几乎已经走遍了全世界，他们普遍承认中华文明几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和欧洲文明媲美的地方，所以罗马教廷对中国相当重视（康熙的红票也经常发往欧洲找寻更加博识的学者），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也都是科学素养极高的全能型传教士，还有法国来华的五位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李明和刘应，也都是学识渊博的神父。
其中白晋擅长数学、天文、技术，但是到了中国后迅速被各种古代典籍吸引，甚至白晋还屡屡违背康熙的旨意，沉迷《易经》研究中不能自拔，康熙几次发脾气说白晋天天看易经不务正业。康熙一直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数学，传教士经常会给康熙讲代数几何的知识，康熙甚至还知道平方根的解法，并且曾写信询问欧洲数学家有没有找到新的方法来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
这些红票和信件的内容，也颠覆了很多人对康熙的认识，很多人还猜测，如果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陆若瑟四人能够顺利回到中国，那么西洋与大清的交流是否会更加紧密？不过可惜的是，康熙对西方科学的热爱也仅限于个人，且具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讲究实用性，康熙的大臣和地方大员由于各种禁忌，并没有表现出对西方科学的热情，科学知识在民间的推广也受到限制。
“红票”可以视作是康熙主动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接触的开始，但是并没有上升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更高层面，对于欧洲经历的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知之甚少，康熙的视野主要集中在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江山社稷，而到了乾隆时代，康熙向内的视角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乾隆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也错过了与西方工业革命同步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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