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高考，考试前几个月玩疯了，在六月二十二号这天遭了报应，第二天就去报了复读班。报名处的老师告诉我说，我差本科线60分，刚好不用交高额的补习费，但我一点也没觉得光荣，原因是他在说这话时带着讽刺的意味。我记得三年前也是这样。三年前的六月二十二号，我和妈妈坐在同一个阶梯上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报名信息熬了整个通宵，结果当然是什么用都没有，我去了城市另一端的学校。三年后，我又在同一天回到了同一个地方。
复读难熬，主要是心理上的。老实讲，那也是一次精神危机。在一个政治晚自习上，我偷跑去操场抽烟，我拿着利群香烟盒，走在教学楼中间，灯光明亮，学生们捂着耳朵背诵着细碎的知识点，内容全带有乐观主义色彩，可他们的表情又是那么的痛苦。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楼宇倾斜，将天空整个覆盖，我像一个小黑点走在操场上。那时我感受到了近乎绝望的孤独。
这一年我很少写作了。倒不是说忙，而是不敢。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一件太危险的事情，如同一个人被打了麻醉药后灵魂出窍，眼睁睁地看着手术台上的自己被卸成血淋淋的肉块。我真害怕哪天我像科特柯本一样不高兴就给自己来一枪。倒不是害怕死亡，我只是觉得被猎枪轰掉半个脸这种死法实在不太体面，更何况扣动扳机的还是自己的食指。
2019年7月25日，我19岁。为了庆祝我考上我爹心目中的好大学，家里为我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人生中第一次，那个旁人嘴巴里的笨小孩成了亲戚们教育自己家笨小孩的榜样。那天我站在人群中给一个个模模糊糊的叔叔阿姨们敬酒，感受到一阵头晕目眩，腿软了下来。当然我没倒下，脸上还崩着假笑，觉得分外讽刺。
在下午在和朋友们去唱KTV的路上，我又一次看见了那条著名的小巷。
我不相信这个城市里的孩子有不知道这条小巷的。他隐匿在几条小食街的岔口。距离妈妈的文具店大概0.4千米，步行需要五分钟（这是没有钱看别人打的速度），快跑只要一分半（这是翻到了我爹上衣兜里的元票）。如果你是一个常居我家床下的幽灵，你会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五点看到这样的情景：先是一双眼睛，像刚被弹进洞里的台球呼噜噜转了几圈，隔壁房间，爸爸的呼噜声正进入战时共产主义阶段，情况良好。然后你会看见这个毛头毛脑的小男孩穿上一件背心，一条橘色短裤，趿上半裂口的拖鞋，以一步三回头的方式走过自家客厅，踩在他头天预先放好的板凳上，最后在一阵鸡鸣声中翻过矮墙。最后，不要忘了把板凳踢倒，好嫁祸给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症的曾祖父。
我知道皇帝哥哥会骑着自行车在路口等我。
我和皇帝哥哥其实不熟，但大家都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原因是我们从小便一起爬树，还躺在同一个泥坑里打滚。但那是小时候，小时候我们是孩子，孩子会和任何人在一起打滚一起玩，再大一点就不会了。那年我12岁在城里上奥数班时，他已经在城里当修理工，凌晨三点就躺在大卡车下面。我数老师秃脑袋的发量来打发时间，他数卡车齿轮的多少。我们的交际只限定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五点到九点。他提供作案工具，我提供赃款。换句话说，是《GTA5》里麦克和崔佛的那种关系。
凌晨五点的城市还未苏醒，但这时大货车已经游走在国道上，发出孔卡孔卡的响声，好像睡梦中的人打了一个哈欠。街道稀烂，如同一个烂尾的迷宫，总是脏兮兮的，一个砖瓦连着另一个砖瓦，里面浸泡着排水系统不完善而滞留的雨水。路边老鼠成灾，而且肥了胆，露出一口尖牙，追着我的裤腿咬了一路。
小巷当然不能正面进，常在路口巡逻的城管像红白机里来会走动的NPC，被逮住就得让家长领人，游戏结束。我们得另辟蹊径。那是巷子旁的一个百货商场，走到商场的背后，有一堵矮墙，先辈们抽出十来块砖瓦，形成一个刚好够通过一个体系偏瘦的男孩还不至于让墙垮塌的洞口。在学校里，爬过那堵墙相当于得到一张时髦小孩认证的通行证。我和皇帝哥哥以哈利波特冲过九又四分之三的姿势穿过小洞，嗷嗷大叫的冲进游戏厅。
守游戏厅的陈阿姨身材高挑，骨架巨大，像苏联宣传画里那些昂首挺胸的女战士。这个身材的优势就在于，她一起身一眼东一眼西便将整个房间的活动人群尽收眼底。
皇帝哥哥是本店出了名的老油条，一进门，他就开始跟陈阿姨套近乎，夸她新修的眉毛好看，还问她是不是挪威的艺术家给她设计的。可陈阿姨的目光足以击落一只正飞得起劲的苍蝇。她冷笑一声：黄鼠狼，你别跟我扯这些，今天要再敢跟我整活儿，晚上我就告诉你师傅。
皇帝哥哥的师傅是个两百多斤的黑胖子，特长是修车以及喝醉了拿皮带抽树，不幸的是，皇帝哥哥经常被当成那棵树。
陈阿姨口中的整活儿是各路作弊码。皇帝哥哥全都能背。有一天我和他一起玩《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趁陈阿姨打盹时，他坐下，默念口诀一顿狂按，一架直升飞机偏晃晃悠悠的来到我们面前，旁边还在骑自行车被警察追着砍的小孩瞬间惊掉了下巴。从此，圣安地列斯在本游戏厅的历史进程被大大加快，从石器时代一跃到了赛博朋克世界，人人都手持火箭弹，脚踏飞行器，活活将一款RPG游戏玩成了割草游戏。而割草类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耐玩，很快，游戏厅的生意就萧条了不少。
没有《圣安地列斯》的游戏厅没有了生气。角落里几个脸色苍白的青年耷拉着眼皮玩《真三国无双》，赵云在方头电视里喊道：敌羞，吾去偷她衣！我和皇帝哥哥在塑料板凳上坐定，放入了《实况足球8》的光盘。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果你一个人逃离到月球，会选择带哪三样东西来打发时间。我的答案是：一个足球，一台PS2游戏机，所有《实况足球《》系列的光盘，如果只能带一张，那就必须是《实况足球8》了。
事情要从我们小学的冬季运动会说起，我站在沙坑前准备参加立定跳高比赛。但是我从来不擅长跳高，被选去的原因仅仅是我穿39码的回力鞋从来不系鞋带。班长说，里面肯定蕴藏着被封印的神力。这和我五年后因为会踢足球而被班主任选去踢毽子是一个道理。
我像头顶一堵大墙往前跑，攥着小拳头，脚蹬地，结果劲儿使在了天灵盖上，在悬空的一瞬间，我还看见我最喜欢的班花直勾勾地看着我（后来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穿反了毛衣），像一步迈进海里，眼前洪水滔天一个浪花头打来，脸刷得红了。
然后我就一屁股坐进了沙坑。
我的情敌，一个每节下课后都用水做发型的傻逼，呼呼地从我身旁跃过，走时还不忘轻蔑地“切”一声。这我也就忍了。第二天，我小便，此君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昂着头干净利落地来了一泡奇响无比的尿，随后抖了三下，用余光估摸了一下我的尺寸，来了一个用整个鼻腔带动头发发音，仿佛来着灵魂深处的“切”。十年后，我在明日花老师的作品集里再次看见了这个表情。
“丫不就是多长了几根毛，还看不起谁呢？‘’
我和皇帝哥哥迅速展开了复仇计划。首选肯定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这厮拖进厕所里来个鲜开水拔鸡毛。可惜此人长期健身，霸占后门位置也久，来者想进必须连呼三声壮汉才可入，以我们俩的瘦胳膊瘦腿，刚好当个沙袋。其二是下次月考时超过他，得到优先选位离班花近一点的机会。可是我们两一个数学不好一个英语不好，平时水火不容，一到考试也得互为父子。方法只剩下最后一个，那便是在他最擅长的游戏 实况足球上击败他！
方块电视的屏幕亮开，红白相间的KONAMI公司LOGO缓缓弹出，然后就是开场动画，蓝天，绿草，一个穿白色球衣的球员在球场中央挥舞着红黑色的旗帜。机器还放起了主题曲，但在陈阿姨破破烂烂的功放加工后，听起来更像是哀乐。
进了画面选球队，皇帝哥哥说，我们都选个强队锻炼一下。那是2012年冬天，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队大获全胜的余晖还未散尽。我说，那我就选中国队吧。
那时我对足球的理解还很肤浅，进攻分为两步，第一，把球传给全场看起来最高，装备最齐全的人，然后一脚趟出，其他球员目送他连人带球冲进球门。可是球进后，对方球员开始欢呼，他抱着头开始哀嚎。不好！等我回过神时，比分牌已经为对方添上一分。
那场球最后以我0-7惨败皇帝哥哥告终。对面一个不到170cm的小个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对上中国队平均180cm身高的后防线，皇帝哥哥只用最简单的拖动摇杆和加速键就能让这帮壮汉只有吃屁的份儿。赛后，我点开了数据分析，发现这个卷发小个子的能力值达到了鲜红的99点，而中国队这边，是以5和6开头，呈惨淡的粉红色，一如我的数学试卷。
三个小时过去，我弄清楚了三点：1 那个身高最高，装备最齐全的球员学名守门员，优点是能用手抓足球，缺点是只能在自己的禁区内使用这个绝技。最后皇帝哥哥总结———没什么用。2 中国足球队是游戏里数一数二的弱队，这个不用多讲。3 相比起数学，“实况”这个东西我好像更有天赋。
皇帝哥哥用小罗练习牛尾巴过人，用贝克汉姆练习圆月弯刀，用小白来油炸丸子。还发现了游戏里的一个bug——边后卫罗伯特·卡洛斯。每次打不开局面时，只见皇帝哥哥嘴角浮出一丝淫笑，一个精瘦的光头佬披挂上阵，我就开始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更不对劲的是这个边后卫一上来就顶在了最前面，和另一个光头佬罗纳尔多组成了双中锋。结果这场比赛再次成为了我噩梦的主题——我射门，一脚抽到对方中后卫身上，然后一个大脚开到前场，卡洛斯卸下球，没有任何变向假动作就是一个硬趟，我的四个后卫跟在后面追，体能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由绿变黄再变红，直接面对门将，这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门将出击，等他传给远端的罗纳尔多推射空门；二是上去抱住他的脚踝，赢得一个红牌加点球套餐。通常情况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在角旗区抱在一起庆祝了，两个卤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我的球员还蹲在地上喘气。
后来，我们开始和其他实况爱好者打友谊赛，作为原教旨主义者，我永远只用中国队，一开始当然是输多赢少，但慢慢的，情况就扭转了过来。那时队里有个叫吕征的球员，速度奇快，达到了接近满分的19点。我的战术就一个：摆大巴，坚定的摆大巴，就算被对手的口水淹死也绝不出禁区。在六十分钟对面体能下降时换上吕征，抓住机会一脚直塞直接打穿，1-0，然后继续龟缩到裁判吹响终场哨。陈阿姨说，那段时间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喜欢摔手柄。
那时我在学校的实况圈已经小有名气了，有人叫我中国队长，有人叫我穆里尼奥，但因为我姓王，我最喜欢的吕征穿8号，再结合我的打法，大家都亲切地叫我王八。
2012年12月25日，圣诞节，街道上一帮中学生在互喷雪花片疯玩，他们头上戴着发光的鹿角，将整个城市照耀的宛若白昼。只是有一个地方除外，那就是陈阿姨的游戏厅。这天，老顾客们都放弃精神食粮出门觅食了，为了省电，陈阿姨关了灯，如果你正巧从这路过，一定会怀疑今天是万圣节还是鬼节——四下寂静，方块电视忽闪忽闪，倒映着四双被红血丝撑到饱和的眼睛，还不时传出如“时透”“安古洛”“摇篮子”这样诡异的声音，可是坐在凳子上的不是贞子，而是四个在椅子上闪转罗腾的小学生。
坐在凳子的是我，皇帝哥哥，情敌，以及情敌的表哥。为了这场比赛，情敌抹上了真正的发胶，根根发亮往天上耸立，目测有小半斤重，和四川十二月的湿气混合在一起，散发出奇怪的烟雾。皇帝哥哥说：像懒羊羊头上的那一坨。
比赛采用2v2车轮战赛制，赌注是输的人以后再也不能和班花说话。我和情敌的表哥先比一场。我还是选中国队，情敌表哥叹了一口气，反手选了个离中国最近的印度队，我看了眼印度队的球员阵容，先不说能力值，个个瘦得赛猴，长得就不太像职业球员，甚至还有个哥们球员头像上半身穿的居然是西装！这踢的是商务足球？
可是到了场上，我和皇帝哥哥就笑不出来了。此人手速极快，各种花式动作盘带控球，把我前十五分钟的控球率压到了百分之二十之低，在他的面前，我的牛尾巴过人就像猪尾巴一样无力，马赛回旋像马赛克回旋。更气的人是，他传球倒脚到我方禁区，过掉中后卫，越过门将，把球停在门线上，不射门，反倒一个大脚开回给自家门将再重新组织——这比丢球还耻辱。半场休息时，我恭恭敬敬地给大神买了一瓶可乐，拧开，低声下气地请教实况秘籍。大神不说话，只给我们看了一眼他的手。妈的，丫居然有六根手指头！多的那根还是大拇指！这手速怎么能不快！情敌在旁边像个太监一样帮腔道：你知道我哥是干啥的吗？玩朋克的！上次为了写首歌，割腕了四次！《野蜂飞舞》撒的弹起来就跟玩一样，还在乎跟你打个实况？说着他表哥给我们展示了下他手腕上的四个划痕，以及一个用圆规划出的爱心，里面用红笔写着zah三个英文字母。我估计他这首割腕四次的歌就是写给这个叫猪爱花的姑娘的吧。
这场比赛最后也没能有个结果。我们玩游戏玩的太投入，再加上关了灯，没能注意到身后早就站了两个人。远处的陈阿姨脸色铁青——谁也想不到城管会在圣诞节这天来抓人。玩朋克的情敌表哥第一个哭了出来，然后是情敌自己，最后是我，不等城管开问，我们就已经供认了所有罪行，并表示只要不告诉父母，一切都好说。城管笑着说我们这帮人幸好没当地下党，还没等别人拿家伙就交代的干干净净了。
皇帝哥哥不慌不忙地起身，用手摸摸肚子，脸上挤出痛苦的表情，走到陈阿姨身边，说：妈，我饿了，咱晚上吃点撒？
然后我们张大了嘴巴看着陈阿姨不情愿地牵着皇帝哥哥离开了游戏厅，路灯闪烁，岁月静好。
那天晚上我在派出所一直蹲到十一点，我明白，我的游戏厅生涯到今天就算彻底结束了。那年暑假，我被家里人反锁在房间里，少儿频道成天的放喜羊羊。第二年的小升初考试，我还是倒数第一，拿成绩那天，情敌一直在我面前做鬼脸，叫我倒数一。我不想说话，一拳打在他脸上。他哭了起来，哭到班花厌恶地说我们两一个是坏蛋，一个是孬种。
关于皇帝哥哥，那晚以后我明白，我们始终只能是玩伴，算不上朋友。明白了这件事后，我就再也没联系过他。现在我19岁，已经记不清他的脸了。但我好像在很多地方见过他。我走在小巷里，迎面走来一个带走小孩的年轻人，他带着中年人样的大肚皮，但表情还很生动。我回乡里，听说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因为贩卖冰毒被判处了死刑，但大家怎么都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站在天台上，早上七点时，各种各样的手机铃声响在一起，然后无数的人走进地铁，像汇入一条河流。我不知道这里面哪一个是皇帝哥哥，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但在看过电影《坏孩子的天空》后，我希望给这个故事加上一个结局。
2012年的暑假开始后，按老规矩，我被反锁在家里，我只能在家看一天的喜羊羊。我觉得闷的慌，趴在阳台上发呆。这时，我看见皇帝哥哥站在楼下，笑着对我招手。
“出来玩，陈阿姨改开网吧了！”
我把家里的旧鞋带系成一串，从阳台将钥匙垂下。十分钟后，我又一次坐在他自行车的大梁上，平举着双手保持平衡。那天太阳很大，照的我们睁不开眼。在一片模糊中，我问皇帝哥哥：“你认为我们玩完了吗？”
“哪里，才刚刚开始呢！”
希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