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實行軍銜制。條例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共分4等14級，對創建和領導人民武裝力量或領導戰役軍團作戰、立有卓越功勳的高級將領，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55年9月27日，由毛主席主持的授元帥軍銜和勳章的典禮在北京懷仁堂舉行，授予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 英10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65年5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國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取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制的決定》。1988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恢復軍銜制。恢復後的軍銜製取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圖片全裂）
朱德：“度量如大海，意志堅如鋼”
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四川省儀隴縣
朱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參加革命近70年，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各個時期擔任總司令，與毛主席的配合相當默契。朱德的寬和忍讓、純樸謙遜、忠厚綿長，也令毛主席對他讚譽有加，“度量如大海，意志堅如鋼”。
1909年初到昆明考進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2年8月為尋求革命真理赴德國，10月，在德國柏林會見周恩來。11月，經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抵德國哥廷根。次年進入大學學習，並領導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會。
1925年7月，由德國赴蘇聯學習軍事。
1927年7月中旬，奉黨中央指示，返南昌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隨後任第九軍軍長，率起義軍先遣部隊南下廣東。
1928年1月，領導發動湘南起義。4月，率部萬餘人在井岡山會師。隨即組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稱紅四軍），任軍長。
1930年6月，後被任命為中國紅軍總司令。
1931年和毛主席率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三次大規模“圍剿”。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軍事人民委員，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3年3月，和周恩來率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
1937年7月，全國抗日戰爭開始。8月，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並接受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
彭德懷：“誰敢橫槍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湖南省湘潭縣
彭德懷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是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傑出領導人。彭德懷在平江起義後就把井岡山作為明燈，從此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戰鬥了三十餘年。在許多重大的歷史關頭，兩人並肩戰鬥，相互配合。1935年10月21日，到達陝北的紅軍迎擊國民黨35師騎兵團2000多人，毛主席親自在吳起鎮西山督戰迎敵，部署好戰鬥後，把指揮事宜交給彭德懷處理，戰鬥結束後，他當場賦此詩贈予彭德懷；彭德懷接詩後，將最後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並退還給毛主席。
1916年，入湘軍當兵，痛恨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黑暗統治，萌發富國強兵思想。
1922年，改名彭德懷，考入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畢業後回湘軍任排長、連長、營長。
1926年，隨部隊編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結識共產黨人段德昌，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
1928年1月，升任團長。4月，在大革命失敗的革命低潮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22日，與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平江起義，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任軍長兼第13師師長。率部在湘鄂贛轉戰數月，在三省邊界建立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後率5軍主力到達
1934年1月，在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中，他是前線主要指揮員之一，所率3軍團屢建戰功。10月，率部參加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主席的主張，會後率3軍團積極執行新的作戰方針，北渡赤水，回師攻佔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協同第1軍團殲滅大量反撲之敵，取得第一方面軍長征後第一個大勝利。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彭德懷任軍委委員、八路軍副總指揮。與朱德總司令指揮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取得平型關大捷等戰鬥的勝利。
1940年，彭德懷在華北發動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史稱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使全國軍民受到鼓舞。
解放戰爭時期，彭德懷任西北野戰軍（後為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
1947年3月初，國民黨軍胡宗南等部20多萬人重點進攻陝甘寧解放區時，指揮僅2萬餘人的陝北部隊和後勤機關，同十倍於己的敵軍作戰。解放軍總部主動撤出延安後，採取拖疲敵人的“蘑菇戰術”，伺機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在一個半月內連續於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後又在沙家店殲敵兩個旅。
1948年2、3月間，彭德懷率部在陝西宜川、瓦子街一舉殲敵五個旅，於4月22日收復延安。彭德懷出奇制勝，劣勢兵力戰勝優勢兵力的指揮藝術。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彭德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50年10月，當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嚴重威脅中國邊境安全時，彭德懷堅決擁護抗美援朝的決策，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朝鮮人民軍一起，在七個月內連續進行五次戰役，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趕回到“三八線”，迫使其轉入戰略防禦，接受停戰談判。經過兩年邊打邊談，於1953年7月簽訂停戰協定。
19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以極大的魄力，領導實行軍隊組織機構和重大制度的改革，改善武器裝備，組建技術兵種，舉辦各類軍事學校和研究機構，實施正規的軍政訓練，建立第一線國防築城體系，促進人民解放軍在保持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從單一兵種到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歷史性轉變，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74年11月29日，由於長期的摧殘和折磨，彭德懷在北京逝世。
林彪：“這個娃娃堪當大任”
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湖北省黃岡縣
井岡山會師時，毛主席看見一個娃娃模樣的軍人在給部隊講話：“其實這個土匪，那個軍閥，只要有槍，就有一塊天下。我們也有槍，也能坐天下！”得知這個人是指揮部隊在敖山廟、耒陽城打了勝仗的林彪營長，於是感慨道：一般的營長也只是領兵打仗，沒什麼政治頭腦，而面前這個娃娃營長卻滿是“紅色割據”的道理，與自己的主張完全一樣，今後堪當大任。
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中，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後經當地中共組織批准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同時改名為林彪。在黃埔軍校由共青團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8月2日由聶榮臻、周士第直接率領參加南昌起義。
1928年4月隨湘南起義軍到達井岡山。
1932年3月任紅1軍團總指揮（後稱軍團長），率部參加了諸多重要戰役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曾多次指揮所部擔任戰役戰鬥的主攻任務，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後，與聶榮臻指揮所部參加了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和強渡烏江作戰。
1935年1月參加了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指揮紅1軍團參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奪佔瀘定橋等作戰。
1937年9月25日與聶榮臻指揮所部設伏平型關，取得華北戰場上中國軍隊主動出擊作戰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1938年。3月2日帶師直屬隊途經隰縣以北千家莊時，因身穿繳獲來的日軍大衣並騎著洋馬，被當地駐軍閻錫山部第19軍警戒部隊的哨兵開槍誤傷。子彈從右腋經左側背穿出，傷及肺和脊椎骨，從此留下終生未愈的植物神經紊亂症，並逐漸形成了怕水、怕風、怕光、一緊張就出汗的毛病。
1945年9月10月底抵達瀋陽。此後歷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參與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並組織指揮了四平、新開嶺、三下江南四保臨**戰役。
1947年先後發動夏季、秋季、冬季攻勢，殲國民黨軍30餘萬人，為在東北進行戰略決戰創造了條件。
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實施遼瀋戰役的決心。9月戰役打響後，對敵情作出正確判斷，在攻克錦州後果斷舉行遼西會戰，圍殲國民黨軍“西進兵團”，取得戰役的決定性勝利。此次戰役共殲敵47萬餘人，解放東北全境，並使東北部隊由出關時的13萬餘人發展到100餘萬人。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關，任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員和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書記，與羅榮桓、聶榮臻一起，統一指揮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進行平津戰役，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52萬餘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5月兼任華中軍區司令員，並任華中局第一書記。6月率野戰軍主力渡過長江，共殲國民黨軍43萬餘人，解放湘、鄂、粵、贛、桂5省。
1950年6月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後，即舉家遷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風的毛病越來越重，開始脫離工作進行診治。同年10月經中央批准，再次赴蘇聯就醫。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8年起，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也由於身體狀況有所好轉，開始逐漸活躍。同年5月參加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和八屆五中全會，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與此同時，他介入所謂“反教條主義”鬥爭，在全軍掀起對“教條主義傾向”的批判，傷害了劉伯承等一大批幹部。
1959年廬山會議後兼任國防部長。隨後，組成新的軍委，被任命為軍委常委、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提出並推行一整套“左”的東西，打擊、迫害、排擠一些與他意見不同的同志；同時對毛主席搞個人崇拜，把思想簡單化、庸俗化。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打著“高舉”、“緊跟”的旗幟，欺上瞞下，陽奉陰違，結黨營私，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被定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此後，他的篡黨奪權活動更加變本加厲。
1971年9月8日下達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主席，另立中央。陰謀敗露後，於9月13日零時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乘飛機外逃，凌晨３時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處機毀人亡。
1973年8月20日，決定開除其中國共產黨黨籍。
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其作出判決，被確認為集團案主犯。
劉伯承：“一條龍下凡”
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四川省開縣（現重慶市開州區）
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劉伯承是一位具有革命家的智慧、軍事家的韜略和學者風範的傑出領導人。劉伯承一生指揮了無數次戰役戰鬥，9處負傷，失去右眼，屢建奇功。紅軍長征途中，在後有數十萬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險的情況下，許多人怕部隊過不了江，毛主席卻風趣地說：“朱德同志說，四川稱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麼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劉伯承果然不負眾望，使大軍安然渡江。
1914年在上海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
1916年3月在指揮攻打豐都縣城時，右眼中彈致殘。在療傷過程中，他為了不損害腦神經，強忍鑽心的疼痛，堅持不施麻藥，被為其主刀的醫生讚歎為“軍神”。
1926年5月經楊闇公、吳玉章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被賦予“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的重任。
1927年4月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15軍軍長，這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被任命的第一個軍長職務。7月下旬秘密轉赴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同年底奉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剛到蘇聯時，為攻克俄文關，他“視文法如錢串，視生字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佔之，不數月已能閱讀俄文書籍矣。”
1932年10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
1935年1月指揮先遣部隊突破烏江，智取遵義，甩開了敵軍主力，使傷亡大半、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獲得了一次難得的短期休整。5月兼任紅軍先遣隊司令，同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進入大涼山，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繼而指揮所部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打開紅軍北上的通路。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援西軍司令員等職。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和政治委員一起，率部奮戰在太行山上。創建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
1942年，他與鄧主席領導根據地軍民實行生產自給，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度過了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歲月。
內戰全面爆發後，兼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與鄧主席指揮所部以大踏步的運動戰，於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後取得一系列戰役的勝利，殲敵數十萬，解放大片地區，挫敗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戰場的作戰。
1947年6月30日，與鄧主席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人在300里正面上一舉突破國民黨軍“黃河防線”，發起魯西南戰役。指揮部隊經過28天連續作戰，取得殲敵4個整編師6萬餘人的重大勝利，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8月，劉鄧大軍分三路揮師南下，開始了千里躍進大別山、直搗國民黨統治腹心的壯舉。經過10個多月的艱苦作戰，殲敵30餘萬人，解放縣城100餘座，開闢並擴大了中原解放區，形成三路大軍互為犄角、機動殲敵、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國民黨軍陷於被動防禦地位，對扭轉全國戰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毛主席把以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為起點的戰略進攻稱作中國革命“歷史的轉折點”。
1948年11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與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整個淮海戰役以殲敵55萬餘人的巨大勝利而告終，大大地加速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1949年4月參與指揮渡江戰役，實施寧滬杭會戰。在近半年的時間內共殲敵約90萬人，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割據西南、伺機反攻的企圖。與此同時，他還領導了剿匪作戰和進軍西藏的準備工作，為鞏固西南邊疆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950年11月建議並受命在南京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為了辦好這所人民解放軍第一個諸軍兵種合成的高等學府，他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親自培訓師資、撰寫審定和翻譯教材。他通過在軍事學院陸續創立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防化兵、情報等系，繁衍發展了我軍諸軍兵種齊全的指揮院校體系，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軍官。他在教育訓練軍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
1954年起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
1955年9月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62年參與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1966年起任軍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關心國防事業和軍隊建設，適時為中央軍委、總部出謀劃策。他提出的許多極富遠見卓識的戰略性建議，在加強國防建設和保衛邊疆的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賀龍：“紅二方面軍的旗幟”
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湖南省桑植
毛主席在“三灣改編”時曾以賀龍“兩把菜刀起家鬧革命”的例子鼓勵起義軍。在甘孜會議上，賀龍與朱德等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迫使張國燾同意北上。到達陝北後對賀龍的革命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讚揚，稱他是“紅二方面軍的旗幟”。
1914年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
1916年，他以兩把菜刀鬧革命，奪取了反動派的武器，組織起一支農民革命武裝。
1926年夏，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時，已成為北伐軍中著名的左派將領。
1927年6月，由於戰功卓著，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他不斷追求真理，在北伐戰爭中，逐漸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變為信仰共產主義。
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革命轉入低潮，賀龍無所畏懼，堅定地站在共產黨和工農大眾一邊，率部參加並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擔任起義軍總指揮。在起義部隊南下途中，經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時指揮紅二、六軍團反“圍剿”，在陳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園連獲大捷，殲滅了整師整旅的敵人，粉碎了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開闢了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
抗日戰爭開始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賀龍任八路軍第120師師長。
1937年9月，率部粉碎日軍對晉西北的進攻，開闢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
1940年率部返回晉西北，擔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和晉西北軍區司令員，領導晉西北軍民粉碎了日軍多次“掃蕩”。
日軍投降後，賀龍率領晉綏部隊主力揮師北上，解放了晉中廣大地區， 解放戰爭開始後，賀龍奉命協助彭德懷組織指揮西北戰場部隊，為西北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12月，他與鄧主席、劉伯承一起領導了清剿土匪，恢復生產，建設邊疆，以及改造起義投誠的原國民黨部隊等工作，為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大西南，建設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54年調中央工作後，一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
1959年底，任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同羅瑞卿等領導了我國的國防工作建設。
1964年初，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與羅瑞卿等組織全軍群眾性的大練兵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從建國初期開始，他一直兼任國家體委主任，是中國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 。
1982年10月，中央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的決定”。決定中充分肯定了賀龍為中國革命作出的不朽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