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指路：《边读边译丨控制论系统时代的文化作品（上）》
看到标题中的“控制论”和“文化作品”而点进来的朋友，阅读前可以先思考一下自己对这两个词语的刻板印象。因为本文讨论的问题既不科幻也与美无关，反而极其现实而具体，甚至有些晦涩枯燥。
本文《The Work of Culture in the Age of Cybernetic Systems》发表于1988年，作者是美国电影理论家Bill Nichols。文章最初吸引我的点，在于它对信息产业催生的新文化作品形式的论述，恰好填补了我思维中的某块空缺。读罢之后，我发现其中的诸多段落，在如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尤其是关于基因工程、信息产业和电子游戏的相关法律权利的部分。
于是我索性边读边翻译，顺便分享出来。由于篇幅过长，因此拆为上下两篇。
阅读提示：
本文涉及女权主义电影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控制论、知识产权法、遗传学、太空武器（里根时期）和早期电子游戏等领域。有相关知识背景的朋友，阅读时的障碍可能会更小。没有的话也不必害怕，毕竟我也是现学现卖。水平所限，文中出现的各学科相关术语和表述，我不确定都采用了约定俗成的正确译法。翻译如有错漏，请相关专业的朋友务必指出，在此提前感谢。
此外，本文的讨论涉及一些经典的“友尽”话题，希望大家理性讨论。
三、控制论隐喻：自我与现实的转变
应对高速目标的追踪防空武器出现，促进人们研究与开发智能机制，以便能比人脑更快地预测未来状态/位置。速度、效率和可靠性被优先考量；即一种快速反应、无错误的系统。埃尼阿克（ENIAC，电子数值积分器和计算机）是第一台高性能数字计算机，被设计来进行快速弹道计算，并将结果用以精确调整高射炮的射击轨迹。 [13]
ENIAC计算机，1946年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解决一个关于秩序的问题，并通过梅西基金会会议将他们的方法正式带入信息论和认知心理学研究的范式之中。他们是控制论名宿：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奥斯瓦尔德·韦伯伦（Oswald Weblen）、万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等。”这种研究开创了控制论想象的核心隐喻：人类可被视为一个自动化智能系统，同时自动化智能系统也可以被视作人类；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模拟，而且是模拟的现实。围绕着约翰·斯特劳德（John Stroud）在第六届梅西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这些隐喻逐渐成形，但仍没有答案：
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动火炮控制系统如何工作：它将信息传送到（高射炮的）追踪器，再从追踪器传送到火炮的的相关传动装置。人类炮手被非常精确的已知机制包围，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在中间放置了什么样的机器？” [14]
“中间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middle）”和模拟现实的问题与让·鲍德里亚最近的观点吻合——模拟的舞台力量建立了一种超现实：“语义传达（communication of meaning）的超现实—通过比真实更真实，来摧毁真实。” [15]这种超现实我们虽未完全接受，却也很少反驳。
这种隐喻不仅探索相似性，而且从根本上提出了一种新身份。诺伯特·维纳的术语“赛博格（控制论有机体）”中就包含了这种新身份，它没有将人类降格为自动机，而是将人类提升为有机体的拟像。因此，人类认知器官（本质是一种仿照自动化智能控制论模型的假设结构）有望通过模拟来应对周遭世界。
我们的认知器官认为拟像的显性属性构成了真实。真实由此变成了模拟。当我们寻求超越模拟的假想真实感时，拟像成为了其中的神话推动力。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便是里根经济政策（Reagonomic）对战争的概念化。
战略防御计划 (SDI) 表现为一场庞大的电子游戏战争，玩家在其中对抗，目的在于拯救世界使其免遭核浩劫。里根的模拟战争将50年代科幻电影中保护怪物（生物）免受人类杀伤性武器的电磁力场变成了臭氧层之外的铁犁。星球大战将是“安全性行为下的国际冲突”：敌人的哪怕一滴危险体液（“核射精”）都不会与“自由世界”接触。
美国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计划 (SDI)
里根以战争的模拟替代了战争的现实，后者其实并不完全依靠SDI。我们已经在入侵格林纳达和突袭利比亚时看到了模拟的作用。人们试图在每一次战斗中唤起战争的现实：英勇的战士、四面楚歌的领导者、勇敢的决定、强大的技术和齐心协力共同塑造了军事胜利的图像，一个迅速、果断的行动形象定义了“美国意志”。然而，这些战争的拟象是与一个假想的敌人作战，在拉康的范畴内，通常意义上的敌人是由一组预定假设和外交政策选项所设置的：格林纳达或利比亚的“威胁”出现在美国政府领导层的视频屏幕上。长期应对威胁的经验会带来“迅速而果断的决策”。罗尼（里根）扣动了扳机。
这些模拟中看不到真实战争全方位的灾难性后果，但却无法削弱模拟背后的现实，也不会削弱其自身映射且抹去历史“现实”的力量。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有人受伤，许多人死亡。然而这些存在于现实表面上、无法抹除的痕迹终会归位。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这样一套话语：能够使模拟的隐喻现实成为存在的基本事实。
一个更复杂的例子：通过人工生命维持系统保存/模拟的生命，能说明生活在景观社会和拟像社会中意味着什么。在该语境中，生命的存在取决于“生命体征的存在”，这恰恰证明了我们无法理解其他能证明生命存在的证据，即使它与生命的“即刻现实”相关。这类似于动物园与自然的关系。其中的关键议题在于：控制论模拟的力量使人们重新定义生活和现实等基本术语。正如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改变了艺术的概念和我们了解艺术的标准。但该议题被上面的问题所遮蔽，我们此刻只能问出：被限制在人工生命维持系统范围内的存在能否被视作“生命”？正如我们当初一样：关于电影和摄影能否算作“艺术”的询问遮蔽了机械复制的关键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固有或本体论给定的自然、生命或艺术的概念做出预设，而无法认识到该预设曾经被怎样被彻底推翻。
人工维持生命是向创造生命迈出的一小步。以著名的“婴儿M官司”为例，代孕母亲在其中已经成为一个术语，这刚好证明了模拟的现实：她是实际母亲代理人。名为玛丽·贝丝·怀特黑德（Mary Beth Whitehead）的女人，那个真正临盆生产的女人变成了代理人——她不被认为是母亲，而是孵化器或“被租用的子宫”，或者作为试验的医学“专家”之一。玛丽为不亲自生孩子的女人承担了母亲的角色，而被代理的妈妈则成为了合法的真正母亲。法律根据阶级和性别标准支持模拟的优先权，以及那些可以控制代孕系统的人的权力。因为此案中，显然是上层阶级的男性（哈维·索科夫法官和父亲威廉·斯特姆）鼓动和批准了代孕，这一收养的替代方案。这种为了维系父权血统的特殊模拟，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种异想天开但又及其极其现实的考量。
我们在此案中看到了一个核心家庭的模拟——一个失核的、人工的模拟，却被认为是真实的、善意的。这场官司呈现出典型资产阶级家庭的特点：受过良好教育、对社会负责、情绪稳定、经济上有偿付能力，这与下层中产阶级（玛丽）的家庭形成鲜明对比。审判结果与1905年的电影《义犬救主》中的道德教化异曲同工：统治阶级的正当性，来自无原则、嫉妒和极强占有欲的下层阶级的威胁。叙事的重点在于，像电影中忠实的罗弗（the faithful Rover）这样的捐助者和官司中施惠的索科夫（the patronizing Sorkow）这样的社会代理人，以及作为一家之长的丈夫这类核心角色，能够主导家庭的构成和重组。这一切被模拟所重演，道德游戏呈现出它自己的现实：人们在受苦，伤痕累累。生活被不可逆转地改变甚至被创造。婴儿M被设想为一种待售的产品，以填补父权制的象征性话语中的某个位置。
婴儿M案执行判决，将婴儿从玛丽·贝丝·怀特黑德处带走
当然，法官在本案中的判决结果至关重要。他的核心地位表明了在法律领域内进行的物质性、话语性斗争的重要性。尼古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认为，司法-政治是当今意识形态斗争的显性领域。法律确立并维护主体的概念框架。“自由和平等”伴随着“权利”和“义务”介入由法律追索权和正当程序创造的公平竞争环境。普兰查斯认为，个人有权进入和退出与他人的关系和义务，这些基本概念支撑着公民社会中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16]
不论法律和政治是否真的是意识形态之争的支点，它们都是冲突的核心区域。发生在其中的斗争解决了人/计算机、现实/模拟隐喻的概念的一些基本转变。版权和专利法被计算机芯片设计、计算机软件和生物基因工程重新概念化，再次证明了主流意识形态在面对历史转变时寻求自我保护的突发奇想。
概念隐喻通过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和体制装置（institutional apparatuses.）变为实在具象（tangible embodiment）。这反过来为隐喻赋予了历史重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实在具象一直是控制论想象力在意的目标，抽象概念在实在具象中嵌入到物质基底的逻辑和电路内部。
这些物质基底被用来实现特定形式的结果总和，例如计算机、防空追踪系统或流水线机器人。这些自动化但智能的物质对象作为商品进入我们的文化。这些赛博格作为一类特殊的客体，它们的法律地位需要被阐明。它们有哪些专有权利？它们能否受版权、专利和商业机密法的保护？它们作为自动化但智能的实体，能否自己声明自身的合法权利？类似于那些从前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保留的规则，比如规范动物研究时的突发奇想。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会从天而降。它们是斗争和角力的结果，也是那些以制定和裁决法律为任务的人努力、犹豫或雄辩的结果。新的客体不一定需要专利或版权法的保护。原因之一是美国的联邦法律和宪法（我对这个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都发生在美国）都规定了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并且禁止不正当形式的垄断控制。宪法规定，“国会有权……通过确保作者和发明者在有限时间内对其著作和发现享有专有权，从而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因此，知识产权（版权和商标注册）或工业和技术财产（专利）的保护，以更宽泛原则保障了专有利益：思想的“自由流通”和“天然”财富资源的获取。
当然，控制论有机体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智力和技术性能之间的差异。计算机和生物基因设计的细胞“都为执行许多不同的无关联的任务而被临时或永久地编程。”[17] 控制论隐喻允许我们将细胞和计算机视为某个相同问题的根源。正如一篇法律文章的作者所观察到的，“核糖体就像计算机一样能够执行任何装配指令序列，并且可以组装几近无限的不同有机化合物，不论是对生命至关重要的还是未被发明出来的。”[18] 那么，哪些法律争论能表现出为夺取对赛博格的控制所有权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专利，只有明确原创的、不显著的、“自然法”的实际应用才有资格受到保护，该原则在1988年的电话判例中被确立，最高法院在无法被专利化的电力（因为它是一种“自然力量”）和电话中的电流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一种适合于人声或其他声音的传播的，在自然界中找不到的、新的特定状态。”
最近的一个判例延展了该问题。“智能系统”是否可以受专利保护？如果是的话，这种系统的哪些特定要素有资格获得保护。常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更倾向于保护通过DNA实验重构新生命的方式，而非开发计算机软件的方式。在Diamond v. Chakrabatry案（1980）中，最高法院裁定支持保护Chakrabatry对其研发的一种新型细菌的专利权，这种细菌能降解石油化合物，可用于溢油清理。
在其他更早的判例中，最高法院拒绝对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在 Gottschalk v. Benson案 (1972) 和 Parker v. Flook案 (1979) 中，法院认为计算机程序仅仅是算法，即简单的、逐步的数学程序，因此更接近基本原理或概念而非原创和不显著的应用程序。这些的漏洞百出的情况提醒了人们要诉诸于立法补救（尤其是那些销售计算机程序从中获利的人）；1980年，国会通过《软件法》，批准了司法部门一直不愿提供的保护，但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1984年颁布的《半导体芯片保护法》，为芯片掩模（制造芯片的模板）提供了一种新的特殊保护形式。这种保护既非版权也非专利，有效期十年（少于版权），并且对设计独创性的要求低于专利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本身复制了模拟的“来自无处”的特质。《明尼苏达州法律评论》第70期（1985年12月）专门就这种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中新出现的法律保护形式举办了一次研讨会。
《软件法》提议有用途的客体（useful objects）有资格获得版权，这削弱了版权和专利之间的基本区别。在 Diamond v. Diehr (1981) 等判例中，法院认为“当一个权利诉求包含了数学公式，并在结构或过程中实施或应用该公式时，整体而言，其所实现的功能受专利法保护（例如，将物品转化或还原为另一种状态），则该权利诉求满足[版权法]的要求。”
然而，该判例与影响深远的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 v. Apollo Co案（1908年）判决背道而驰。在1908年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裁定自动演奏钢琴的打孔纸卷，没有资格获得与乐谱相等版权保护。打孔纸卷被认为是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想法的表达。可见性规则定义了区别：受版权保护的文本必须是人眼视觉可感知的，并且必须“让每个看到它的人都能感受到原作所的创造想法”。[19]
自动演奏钢琴和打孔纸卷乐谱
版权的目的在于为给市场带来新想法的人提供经济激励。版权不保护想法和过程。程序、系统或方法仅是想法和过程的具体体现（一本关于刺绣的书可以获得版权，但刺绣过程本身不能）。版权同样无法保护有用途的物品或发明。如果一个对象具有本质上的实用功能，它就不能获得版权。但如果有用途的对象足够原创，它就可以申请专利并受商业机密法案保护。例如，面料设计可以作为特定的、具体形式的再现获得版权。它是固定在有形布料上的“作者原创作品”，“作者”有权将其作为装饰品或艺术品展示，而不必担心被模仿。但是同样的面料设计一旦具体出现在一件衣服上，就不再受版权保护。因为它现在主要是一种实用的物品，它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获得版权。其他人可以随意模仿它的外观，因为服装的基本目标（依据非时尚意识的法律）是生产一件实用的物品，为其中的身体提供保护和一定程度的隐私。
那么电子游戏呢？这是作者的原创作品吗？本质上是实用的吗？如果它有资格获得版权，是由哪个具体要素或特点决定的？机械复制过程确保了对作品的某个特定副本的版权注册，将自动适用于其所有副本。即使是像《大富翁》这样的传统游戏，虽然每次玩游戏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它们的物理和可见部分都完全一致。但电子游戏唯一可见的部分是其视频显示。而其存在时间相当短暂，并且细节会随着每次游戏而变化。对于像《吃豆人》（Pac‐Man）这样的游戏，其迷宫追逐的概念过于笼统。就像西部片或肥皂剧的概念一样，它们对于版权标准来说太宽泛了。而关键问题在于：一个笼统的想法（例如迷宫追逐）是否被赋予了具体的、独特的表达。考察美国司法系统如何处理两者间的区别，有助于深入了解司法系统如何认知机械复制和控制论系统之间的差异程度。
针对像《吃豆人》这样的电子游戏，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版权程序：可以保护底层软件程序的外在表现。版权注册不涉及构建了ROM（只读存储器）软件芯片的算法，而是游玩模式下的游戏录像带。[20]
考虑到版权是针对“以任何有型媒介固定下来的作者性原创作品”，联邦地方法院发现，关于视频显示展示的创意构成了可识别的作者身份，并且“定影（fixation）”出现在对每场游戏的视觉场景的某些特征的重复之中。但是当游戏过程中发生了细微变化时，精准确定究竟那些要素构成了重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例如，在雅达利和飞利浦的诉讼案（Atari v. North American Phillips Consumer Electronics Corp，1981） 中，一个州法院驳回了雅达利对《K.C Munchkin》侵权《吃豆人》（雅达利2600版）的指控。尽管两者看起来大致相似，但审判结果看重的是两者之间的一系列特殊差异。在详细说明中法院指出，《K.C. Munchkin》中的角色与吃豆人不同：“初始是正面而非侧面面向玩家（viewer）”，《K.C. Munchkin》的角色虽然侧身移动，但当停下来时，“他微笑着转向玩家。”因此，主要角色被赋予了人物个性，但《吃豆人》并未如此。而且《K.C. Munchkin》拥有比《吃豆人》中的小鬼更“诡异”的咀嚼者。它们的腿更长，动作幅度更大，它们的眼睛空洞——这些都是《吃豆人》所没有的所有特征。
雅达利2600版《吃豆人》封面和场景（左）飞利浦版《K.C. Munchkin》封面和场景（右）
然而，这一判决在雅达利1982年的上诉中被推翻。第七巡回法院认定《吃豆人》的独特表现力在于“吃豆人”和“小鬼”角色呈现出的特定类型的追逐——通过将电子游戏比作电影类型（或其子类型）来为其提供更宽泛的保护。巡回法院发现《K.C. Munchkin》狼吞虎咽和消失的动作与《吃豆人》“非常相似”。判决洞察了游戏吸引力和适销性的根本源头：
与艺术家的绘画甚至其他视听作品不同，电子游戏吸引了这样这一种观众：他们在艺术作品中关注更精妙的差异，但在电子游戏中却几乎没有上述领域的辨别力。像《吃豆人》这样的游戏的主要吸引力在于高强度竞争带来的刺激。一个沉迷于游戏玩法的人“会倾向于忽略”许多细节上的微妙差异，并“将它们的审美吸引力等同视之”。 [21]
在这项判决中，法院强调了一种沉浸与反馈过程，该过程背后是能够模拟现实追逐的、自动化但智能的系统。该判决展现了一个非凡的观察：对图像的崇拜转变为对过程的崇拜，而两者同样都是欲望的对象。这既强调了参与者（“一个被游戏迷住的人”）的精神状态，也强调了象征物的精确视觉特征。
在这些案件中，法院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保证作者和发明人（以及雇用他们的公司）对其发明成果的专有权。这种认识有助于使控制论隐喻合法化，并使得那些与以下问题相关的政法机构重新确立自己的标准：谁有权控制我们所在的控制论系统？总体而言，这些判决已经将控制权转移并汇集到一个离散的所有者，让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事物再次与它可能破坏的社会形态相一致。
此类决定可能需要重新塑造法律框架及其合法化话语。 保拉·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了作品中转变的重要性：“有必要重塑有关版权和专利的概念，以将系统从其应用性的历史主题中解放出来。有必要重新思考法律形式，将它们精简至更本质的基础状态，并相应地调整它们的规则。有必要重新考虑其中反映出的社会争论。” [22]
获取对计算机芯片掩膜、软件和电子游戏的所有权控制的努力，几乎没有引起左翼的激进挑战。然而在细菌和婴儿的相关领域中则绝非如此。因为新形式的人工生命和人工生育，在已经编织进话语结构的“社会争论”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男性主义中驾驭和控制的隐秘动机，偏执地体现在在电子游戏、星球大战、模拟现实（入侵、突袭和战争），以及男性对自动和控制的需求中，因为它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当我们看向对人类生活的人工再生产时，上述情况非常明显。当人类有机体本身变成了计划工程的产物时，人类就成了字面意义上的隐喻的、自动化但智能的系统。
配子、胚胎和胎儿就像其他已获得法律地位的工程化智能形式一样。即将成型的婴儿现在受到商品交换规则程序的约束。人类的生命就像婴儿M一样，在任何意义上都成为一种可以被承包的商品，受制于那些租用子宫或试管（妊娠的过程的实体）的人的私有控制。
正如一位人体原型工程专家所说，实验室中的繁殖是有明确意图的、可选择的、有目的和受控的。因此，它比性交更人性化，因为后者潜藏所有的变幻莫测和偶然因素。 [23]这种工程肯定了“承包商”的权利，即“采取积极措施来提高后代具有所需特征的可能性，以及中断或终止具有不良特征的后代。” [24] 但最根本的利害权衡不在于个体，而似乎是权力和经济的选择。这些因素通过医学专家、临床空间和商品关系，将生殖从家庭生活、私人空间和家庭关系转移到生产领域。这种转变使从前的男性（享有性快感而不必担心后果）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可以为他们的遗传偏好付费而不必担心性快感的副作用。
“工程胎儿”非常像真正的人类，这很容易掩盖他们的最初属性：作为可买卖的商品。他们成为了完美的赛博格。正如其他案例中发生的一样，当控制论隐喻生效并延伸到文化层面时，我们不得不追问谁在受益，又是谁在受苦？何物处于危险之中？而斗争和争执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工具？我们该坚持哪种人类概念，以用来有效质疑物化、商品化和对模式的掌控？质疑对两者的控制：成为机器人的人类和成为人类的机器人？质疑对现实的模拟和模拟的现实？
控制论隐喻被规范化为科学范式，而控制论系统私有制也已经合法化（即使它们的基底是鲜活的有机体）。正如这些过程中发生的一样，为控制论装置的等级制度控制进行的辩护采用了反问的形式，因为其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争论。异议主要来自那些似乎注定要被新控制论技术的“解放力量”所控制的人。但在任何领域中，技术都无法自我决定。在有关意识形态争论的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发现，关于控制论技术的矛盾情绪需要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得到解决：即有关权力的社会理论领域。
四、目的、系统、权力：变革潜力与保守实践
文化传统被灵韵和仪式所束缚，当我们从中解放之时，往往会更聚焦于构建意义和社会现实的真实过程。当摆脱了任何超越了模拟的字面指示时，亦是如此。这种解放削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体概念。“清晰而独特”的人或许是工业经济的前提，这种经济形式以出售劳动力为基础。但对于后工业、后现代经济来说，相互依赖的赛博格可能具备更高的优先级。在控制论系统的时代，西方文化的基础和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议题陷入两难境地：个人的自由意志VS决定论、自主VS依赖，等等……这些很可能注定成为不合时宜的概念与传统的残余。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中发现的试验（在电影、蒙太奇中使用“十分之一秒的爆炸”将事物拆分并重新组装的能力），将进一步扩展到控制论系统：过去仅仅存在于可能性或概率范畴的事物，将在模拟中显现。纳秒级的爆炸物炸毁了我们心理景观的极限。社会秩序的相对主义以及如何通过重组摆脱强加的秩序，都在转变为统觉。同样发生这种变化的，是一套自我支配秩序的系统性原则：它依赖于回路中的信息，这些信息被更高层次监管以符合预定义的约束。而我们发现，实现解放依靠的是对约束的重新定义。控制论系统和作为人类隐喻的赛博格驳斥了颂扬个人自由意志和主体性的传统。
如果其中仍有解放的潜力，那也绝不是将自己视为机器中的齿轮或广阔模拟中的元素，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能够自我调节并长期生存，目前仍然由那些获取了霸权的部分主导，在这里系统支配局部，社会集体意识支配个人主义的独立自我，但是这些对控制论连接的感知，也可能提供去中心化控制和推翻等级制度所需的自适应思想。
控制论系统的发明和合法化被刻意目的所引导。该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控制和等级制度的逻辑。对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可量化性标准的优先考虑，源于对短期收益或即时结果的渴望。讽刺的是，相比于一些燃眉之急，整个系统的生存（全球范围内系统与环境的总和）被放在了次要位置。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意识到被刻意目的所遮蔽的整个系统。当我们意识到了某件事，即意味着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控制论系统理论主要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剥削和消耗，但它无法保护人类自身及其环境。
安东尼·威尔登（Anthony Wilden）对《大富翁》这种零和游戏进行了高度贴切的观察。游戏目标是通过控制相关环境、财产和它们产生的资本来获胜。但是《大富翁》对理性、刻意目的的强化掩盖了其根本逻辑，即这“仅仅是一场游戏”。当该逻辑应用于开放的生态系统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威尔登写道：“我们通常看不到，《大富翁》对竞争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建立在逻辑与生态的荒谬之上的。假设获胜的玩家已经消耗掉所有对手的全部资源，那么确实可以笑到最后。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大富翁》的获胜者[必然]死亡，因为在游戏过程即资源的语境中，获胜者消耗掉所有资源的同时，也便失去了让自己存活的环境（再也没有其他玩家）。 " [25] 格雷戈里·贝特森在他的一篇更具启示性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个发现：人只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永远无法控制整体。” [26]
大富翁桌游
控制论隐喻引发了对任何给定系统的目的和逻辑的测试，这种系统与更大的生态系统的目标相悖。在更大生态系统中，生存单元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适应性有机体，而非单细胞个体或任何将自己解释为自主性或“整体”的其他部分。[27] “越界并不否定封锁，它超越并补完了后者。”巴塔耶（Bataille）在违反禁忌和禁令中发现了越界和解放的潜力，这正是本雅明在机械复制艺术作品中发现的潜力，它以另一种形式持续存在。
控制论隐喻中包含了增强未来的萌芽。它处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模型之中，该模型以部分代替整体，以模拟代替真实，以半机械人代替人类，以刻意目的代替整体系统和环境的去中心化目标。我们的任务不是推翻现有的控制论模型，而是使用它自身产生的“感知力的爆炸物”来超越其预先确立的禁止和限制。
——完——
注释：
13. See, for example, Paul N. Edwards,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synergism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ybernetics and military needs. For a cybernetic theory of alcoholism and schizophrenia, see Gregory Bateson, and Watzlawick, Beavin and Jackson's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in a systems framework in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14. John Stroud, "Psychological Moments in Perception‐ Discussions," in H. Van Foersta, et al., eds., Cybernetics: 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a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Transactions of the Sixth Macy Conference (New York: Josiah Macy Foundation, 1949), pp. 27‐ 28.
15. Jean Baudrillard, p. 139.
16. See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pp. 211‐214.
17. James J. Myrick and James A. Sprowl, "Patent Law for Programmed Computers and Programmed Life Form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no.68 (August 198): 120.
18. Myrick and Sprowl, p. 121. Some other relevant articles include: "Biotechnology: Patent Law Developm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no.6 (Spring 1983): 563‐590; "Can a Computer be an Author? Copyright A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4 (Summer 1982): 707‐747; Peter Aufrichtig,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 in Read‐Only Memory Chips," Hofstra Law Review, II (February 1982): 329‐370; "Patents on Algorithms, Discoveries and Scientific Principles," Idea 24 (1983): 21‐39; S. Hewitt, "Protection of Works Created by Use of Computers," New Law Journal, 133 (March 11, 1983): 235‐237; E.N. Kramsky, "Video Games: Our Legal System Grapples with a Soci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the Patent Office Society, 64 (June 1982): 335‐351.
19. This case's relevance for computer software litigation is discussed in Peter Aufrichtig'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 in Read Only Memory Chips,": 329‐370.
20. E.N. Kramsky, p. 342.
21. 214 US PO 33t 7th Cir, 1982, pp. 33, 42, 43.
22. Paula Samuelson, "Creating a New Ki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lying the Lessons of the Chip Law to Computer Programs," Minnesota Law Review, 70 (December 1985): 502.
23. Cited in Christine Overall, "Pluck a Fetus from its womb": A Critique of Curr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Embryo/Fetus,"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Law Review, vol.
24, 1 (1986): 6‐7.
24. Overall, p. 7.
25. Anthony Wilden, "Changing Frames of Order: Cybernetics and the Machina Mundi" in Kathleen Woodward, ed., The Myths of Information, p. 240.
26. Gregory Bateson, "Conscious Purpose and Nature"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p. 437.
27. Gregory Bateson, "Style, Grace and Information in Primitive Art,"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p. 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