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非實體
羅曼戈羅德會議將失蹤者劃分為十種類型，其中有九種被定義為非實體狀態，而這嚴重違背了國際人權聲明。這類人不僅會被國家暴力機關所拋棄，甚至連他們曾經存在過的記錄也會被消除。通過毀滅記憶來達到政治性消失的特殊方法，對許多歷史人物的影響喜憂參半。以梅斯克州作為例子，從統計學的角度看，那裡文化歷史損失的規模可能高達10%。在成功的情況下，我們可能將無法再繼續存在——因為我們不可能談論還沒有成為“一天”這個概念的一天。但我們總會在身後留下一些痕跡，就連審查員自身也是人類。
所以可以說，被抹除的市民由於其非實體性，相較於他們僅僅是在廢物處理設施後面被一顆子彈擊中頭部的同事，變成了一個更具辨識度的歷史人物。除了那張滑稽的照片，還有什麼其他傑出的敘事能避免薩瑪蘭康米主義黨裡冷酷無情的朱利烏斯·庫茲尼茨基在歷史中變得默默無聞呢。隨著造像技術的發展，從硬幣上挫掉前任統治者的頭像甚至都需要使用更多複雜的技術了。對於一個腐敗墮落的官僚主義工人共和國，在每天打卡上班的地方進行一些春季掃除不是什麼難事。但在照片裡——一些特別的情況下也可能是影像資料裡裡——進行清潔工作，就需要某些微妙的技術了。一個令人欣賞的例子就是我們之前提到過的“消失的委員朱利烏斯·庫茲尼茨基”，修圖師的魔杖一揮，他就從那個多霧早晨的“馬佐夫”號蒸汽船的甲板上消失了。
朱利烏斯是一個令人厭惡的人，一個沒受過教育的鄉巴佬。他年輕的眼睛沒能看到世界革命的發生——這位委員後來才在薩馬拉發跡。他對馬佐夫主義沒有絲毫瞭解，這讓他認為給受害者冠以帶有政治指控意味的頭銜不是沒有道理的，而這最終決定了他的命運。國家常務委員會主席薩普瑪特·科內金斯基顯然會有一天無法忍受這種羞辱。“告訴我，庫茲尼茨基，茲多羅夫同志為什麼能在革命已經完成的五十年之後被判為反革命分子？為什麼布隆斯基同志關於馬佐夫-科內金斯基主義的信仰是‘無可救藥的狹隘’的？我就是科內金斯基，薩普瑪特·科內金斯基，那是我的名字！”
在某個圈子裡，把這兩張圖片——原版和被修改過的——放在一起，成為了一個流行文化現象。這種好奇心又被那天庫茲尼茨基臉上露出的老鼠般的邪惡笑容賦予了進一步的精神價值。我的意思是，看看他！誰會不想把這樣一隻醜陋的黃鼠狼從歷史記載中抹去呢？
這張對未來有重大影響的照片中，站在右側的第三個人的故事更加悲慘。阿饒姆·烏霍託姆斯基，他是參與過十一日政府的馬佐夫主義革命夥伴，還是極富天賦的農學家，遺傳學家，製造出烏蘭黃馬鈴薯[1][2]這一品種的三位育種家之一。他對政治極度不感興趣，而他樸實無華的工作和他對全世界工人階層餐桌不可替代的貢獻讓他從三場瘟疫中生還。直到在第二十一屆遺傳學家大會上，烏霍託姆斯基的科學中立主義傷害到了某人的感情。結果發現，這位現代遺傳學家根本無法接受空洞得如白紙一樣的科內金斯基主義哲學。他這種哲學認為，只要有革命精神，醋栗種子也能變成無花果。
烏霍託姆斯基驚恐的發現自己正在國家常務委員會的面前講話，把“小橡皮蟲”這個稱號安在自己身上。烏霍託姆斯基之前從未寫過這樣的自我批評，因此這個聰明的可憐蟲把它寫得太花裡胡哨了，以至於即使在當時流行進行浮誇的自我批評的氛圍中，出席者也很難聽進去他說的話。烏霍託姆斯基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精確地符合了“卑躬屈膝”這個詞的含義。隨著這位歷史人物的徹底妥協，仁慈的科內金斯基主席決定放過這個老人在歷史中留下的記憶。隨後，尊敬的同志們把他帶到了廢物處理設施的後面執行第九道程序，然後抹去了烏霍託姆斯基留下的一切痕跡。但是對歷史的篡改失敗了，修圖師心不在焉地留下了一張未經處理的照片，在那張照片上，烏霍託姆斯基還在。朱利烏斯·庫茲尼茨基委員也在那張照片上，但他早烏霍託姆斯基一步先被人徹底遺忘了。
嚴格來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其實是依格努斯·尼爾森的故事——他是馬佐夫在學校的教師和導師——傳說中他從一門加農炮上摔了下來。另一個康米主義歷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則在瓦薩的審查者手下成為了一個完全不為人所知的幽靈。
在這個北陸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圖景裡，馬佐夫有些不祥的屠夫身份突然不知為何成為了一種負擔，於是他們和剛剛完成革命鎮壓的格拉德人一起製造出了尼爾森的消失。讓審查者們非常沮喪的是，在用技術手段處理馬佐夫在十一日政府時期幾十小時長的影像資料時，他們發現馬佐夫的朋友兼盟友尼爾森總是陪伴在這位革命領袖旁邊。對這段影像里尼爾森的徹底消除反而會引起懷疑。於是，馬佐夫的右手上方總是飄浮著一團幽靈般的灰色細胞質。歷史學家花費了數十年才解開了這個詭異的謎團。
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相信，那一團細胞質就代表康米主義本身。
4. 維德昆希爾
十二毫米膠捲嗡嗡地進入放映機裡。可汗挨著瑪基耶克坐在幕布旁邊的沙發上，一臉不可置信地看著瑪基耶克放在方形茶托上的方形咖啡杯。[……]
譯註：
[1]烏蘭黃馬鈴薯(Ulani kollase kartulisordi)，英譯者指出其原型很可能是現實中愛沙尼亞1942年培育出的一種馬鈴薯品種"Jõgeva Kollane"，據說“口感柔滑”且“符合工人階級的口味”，但由於其容易受到病毒性的感染，沒有推廣大規模種植。
[2]阿饒姆·烏霍託姆斯基(Aram Uhotomski)，英譯者認為他的原型是Julius Aamisepp，他是一位愛沙尼亞園藝學家、農業科學家、革命家以及士兵，曾經培育出了譯註[1]裡叫做“Jõgeva Kollane”的馬鈴薯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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