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蜀地
要实现先帝遗愿，就必须北伐；要北伐，就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
政治上
作为蜀汉的执政者，诸葛亮不但善于纳言任才，而且在十多年的治蜀实践中，更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发现并重用人才。这不仅是他个人品质的完善，也是蜀汉政权的幸运。
诸葛亮对纳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感慨地说道：“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他会积极采取部下合理的建议，如杨洪、马谡；对于不同意见，他也持欢迎态度。董和字幼宰，刘备入蜀后被任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经常提一些好的建议。在他参署的时候，有时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双方的争辩讨论竟达十次之多。胡济字伟度，任诸葛亮的主簿，也常提出不同意见。为了鼓励大家都能像董幼宰、胡伟度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诸葛亮曾一再发布《与群下教》；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裔，费诗，秦宓等等，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在法治方面，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蜀，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经济上
他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簿赋敛，无尽民财”。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安家”。建兴二年(224)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又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诸葛亮认为都江堰是“农本，国之所资”，专设堰官对此堰进行管理。堰官统率一千二百名兵士驻守在那里，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这一举措，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两千年来持续发挥功效。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此外，他还修筑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
他还利用巴蜀地区丰富的物产，积极发展工商业。他一改东汉末年混乱的井盐生产，“以盐立国”，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汉代古火井碑序》：“诸葛丞相躬莅视察，改进技法，刳[kū]斑竹以导气，引井火以煮盐，置锅灶达数十，更盈利逾万千。”目前认为诸葛亮的天然气管道堪称最早主动利用地下能源的典范。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和盐的出口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他还“以铁强国”，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提升。但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地是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
然而，蜀地最具特色的物产非蜀锦莫属。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八百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锦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叫做锦官城。于是，锦里、锦官城、锦城便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
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蜀直百钱也成为当时的信用货币。诸葛亮通过工商业的运转，用赚各国钱的方式来满足蜀汉的国防开支，极大地缓解了蜀地民众的压力，创造了以一州之地不断北伐的奇迹。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凡是封建剥削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诸葛亮治理国家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条：第一，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第二，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具有最崇高的品质和最完美的人格。这种品质和人格的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