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薩附近的夏季度假村吞噬了倫德家的四個女孩。連同她們嬌小骨骼和曬得黝黑的皮膚一同消逝的，是整個時代。六千米長綿延曲折的海岸線，在50年代是盛極一時的游泳勝地；換衣間鱗次櫛比，茂盛的蘆葦在風中沙沙作響。你能在那裡找到一個保守黨哀悼的時代。回到那時，父母往孩子們夏季短褲的口袋裡塞2雷亞爾，用來買冰淇淋和公交車票，讓他們在無人看管下去海灘。家長們擔憂地搖著頭，隱瞞從梅西納、格拉德和格特瓦爾德傳來的消息，那裡——對他們來說——每週都能發現小型骨架被投進了誰家的烤爐[1]裡。似乎每週都有被囚禁在地下室三十年的某人的女兒逃脫，跑到街上哭喊著求救。
但不是在這裡。
這裡，有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嬌嫩的社會民主之桃花，溫和的社會項目。在這些進步的事物裡，人類破損的靈魂開始感到慰藉。那種詭異的，想要建造秘密地下室的技術衝動永遠不會抵達市郊。這裡我們有開口在花園草坪，外表裝扮成微型陶土風車的通風系統。
那些腦海裡陰暗的狂熱，在郊外的清冽霧氣中冷卻；人們頭腦中病態的想法，在遙遠藍色冰川的吐息中凍結。瓦薩。你最好住在那裡。
說回到一個晴空萬里，白雲朵朵的星期二早晨，四個姐妹——瑪姬（5歲）、安妮艾琳（12歲）、瑪琳（13歲）和夏洛特·倫德（14歲）——一起去海灘游泳。她們帶了2雷亞爾現金，四身泳衣，一些食物和飲料，以及裝在兩個沙灘包裡的兩條大毛巾。早上9:30，她們從瓦薩的一個郊區，洛韋薩，登上了有軌馬車。列車司機仍然清楚地記得她們。二十年後的今天，對於住在療養院，尚能談論此事的羅蘭來說，那天還記憶猶新：“年紀最大的那個給每個人都買了票，去夏洛茨扎爾。40分。每張10分錢。如果她們再多坐一站，那每張票就要20分錢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國道的起始地，關稅要高一倍。但我的天吶，多麼漂亮的女孩！還那麼有禮貌！那個年紀最大的，夏-洛-特！”老人有節奏地滔滔不絕。“我當時不知道，後來在報紙上讀到的。然後我就直奔警察局了，毫不遲疑，一秒也不敢耽誤。”
上午10:25，女孩們在夏洛茨扎爾海灘下車。正如好孩子那樣，她們一個接一個對列車司機道謝。那天早上沙灘非常炎熱，人影稀疏。
女孩們隨後遇見了冰淇淋店的售貨員阿妮莎。二十年前阿妮莎還是學生，冰淇淋店的工作是她暑假的兼職。瑪琳和安妮艾琳買了四支冰淇淋：兩支香草味，一支檸檬味和一支巧克力味。沒有看到剩下的女孩們。百葉窗都被拉下來阻擋陽光，櫃檯旁邊，唯一沒被遮擋的窗戶展示著商品陳設。這是工作日的早上，客流稀疏，年輕的阿妮莎記得女孩們以及她們固定的口味偏好。那天，瑪琳最愛的胡椒薄荷口味已經賣完了，因此出了點小狀況。出乎意料的是，除了冰淇淋，女孩們還買了三個油麵糊炸的肉餅，這使賬單達到了1雷亞爾50分。女孩們離開了店鋪，阿妮莎注意到，有一個男人在櫃檯旁未被遮擋的窗戶裡陪著她們。阿妮莎記不得其他任何關於那個男人的信息了。年齡、身高、衣著，那裡是否不只一個男人——或者，阿妮莎之後將思考的——那真有個男人嗎？
這是女孩們最後一次出現。
兩天前才宣誓就職教育部長的安·瑪格麗特，和造紙商卡爾·倫德的四個女兒，失蹤了。媒體開始了對本案長達數年的密切關注，所有細節都被刊登在報紙欄目中，而倫德家的四個女孩則被裹挾至民族記憶的深處。失蹤故事本身成為了雷亞爾區最著名的懸案之一。
大約12:40，距離女孩們應該到家的時間——六點——前的五小時二十分鐘，以及她們出現在冰淇淋店的三十分鐘前，三個男孩坐在客廳裡。陽光穿過條形窗簾灑進房間，一片金黃。這些男孩是其中兩個姐妹的同學。高個子的雀斑男孩正把電話舉在耳旁。
“快點！都打電話了，撥過去！”金髮男孩在後面催促道。
“嗯，如果比我們約好的時間早三小時打過去，可不會留下什麼好印象…”
胖胖的伊爾瑪移民扯著高個男孩的袖子：“認真的，特雷斯，打過去。不太對勁！”
“我知道，我知道。”特雷斯說，鐵質撥環在他手指下叮叮作響。
可怕的時間噪音接近了，那是世界上最暴力的聲音。不再有金色的陽光射入房間，取而代之的是深不可測的灰域。在那裡，任何距離都不可逾越，*真空恐懼[2] *充斥在每個物體之間。
HORROR VACUI - Aleksander Rost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