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角色扮演遊戲《光與影：33號遠征軍》(Clair Obscur: Expedition 33) 的核心敘事如何與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關鍵思想產生深刻共鳴。通過細緻考察遊戲設定的“繪母”詛咒、遠征軍的宿命抉擇、以及“光與影”交織的美學風格，本文將揭示其與薩特“存在先於本質”、加繆“荒謬”與“反抗”、以及波伏娃“模稜兩可的倫理”等核心概念的內在聯繫。文章認為，《光與影：33號遠征軍》不僅是一款具有獨特美學追求的遊戲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人類在絕境中探尋意義、自由與責任的哲學明鏡。
引言：光影交織的末世悲歌與存在的迴響
角色扮演遊戲《光與影：33號遠征軍》以其獨特的背景設定，將玩家引入一個瀕臨毀滅的世界。故事發生在一座名為“盧明城”（Lumière）的破碎都市，這座城市酷似法國“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巴黎，卻籠罩在末日的陰影之下。一種被稱為“繪母”（Paintress）的神秘存在，每年會給人類降下詛咒：特定年齡的人們將化為塵埃，走向虛無。這一殘酷的設定，無疑將“死亡”這一人類永恆的終極命題，直接推向了敘事的中心舞臺，迫使遊戲中的角色與玩家共同面對一種“集體的絕症”。
與此同時，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特別是以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為代表的思想家們，其核心關切恰恰在於個體的自由、選擇、責任、生命的意義，以及人在荒謬世界中的根本處境。他們深刻地探討了人類在面對虛無與絕望時，如何通過自身的行動來創造價值，定義自我。
本文的主旨在於細緻地分析《光與影：33號遠征軍》的劇情敘事如何與法國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相互輝映，並揭示其內在的深刻關聯。文章將依次探討遊戲中的“繪母”詛咒所體現的加繆式“荒謬”，遠征軍隊員在絕境中的選擇如何印證薩特的“存在先於本質”，他們的行動又怎樣呼應了加繆的“反抗”精神，以及在“光與影”交織的道德困境中，波伏娃“模稜兩可的倫理”所提供的闡釋框架。本文認為，電子遊戲作為一種新興的藝術媒介，其互動性和敘事性使其具備了承載和探討深刻哲學思辨的巨大潛力。《光與影：33號遠征軍》正是這樣一個範例，它不僅追求獨特的美學表達，更試圖引發玩家對存在意義的深層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遊戲標題中的“Clair Obscur”一詞，即意大利藝術術語“Chiaroscuro”（明暗對照法）的法語表達，其意義遠不止於一種視覺風格。它更像是一種哲學宣言，預示著遊戲將深入探索存在的二元性、模糊性，以及在一個缺乏絕對清晰性的世界中對真理的艱難求索。藝術中的“Chiaroscuro”技法，通過光與暗的強烈對比，在揭示的同時亦有所隱藏，暗示著真理並非全然敞開，而是在光影的微妙互動中才得以瞥見其殘片。這種對世界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強調，與存在主義，特別是波伏娃關於人類境況“模稜兩可”的論述，形成了天然的呼應。開發團隊（法國工作室Sandfall Interactive）選擇使用一個法語詞彙來指稱一個源於意大利的藝術概念，這本身也將其作品更深地植根於法國的文化與思想譜系之中，從而使得遊戲與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對話顯得尤為貼切與自然。因此，從標題開始，《光與影：33號遠征軍》便引領我們進入一個充滿哲學張力的光影世界。
一、 荒謬的畫布：繪母的詛咒與存在的虛無感
《光與影：33號遠征軍》將玩家拋入一個被“繪母”的陰影所籠罩的世界。這位神秘的“繪母”，如同命運的冷酷化身，每年都會在一個巨大的石碑上刻下一個新的數字。一年之後，所有達到這個年齡的人類，無論他們是誰，無論他們做過什麼，都將無一例外地化為塵埃與猩紅的花瓣，消散於虛無之中。這種設定創造了一種集體性的、可預知的“死亡判決”，一種持續了67年的倒計時。每一個新數字的出現，都意味著又一批生命的終結，也意味著倖存者離自己的大限又近了一步。
這幅由“繪母”描繪的末世圖景，與阿爾貝·加繆在其哲學著作中深刻闡述的“荒謬”（L'Absurde）概念形成了驚人的共鳴。加繆認為，“荒謬”並非存在於人或世界本身，而是源於人類內心深處對理性、意義和清晰性的永恆渴望，與宇宙那令人絕望的非理性、冷漠和沉默之間的根本衝突與斷裂。人類試圖為混亂的世界賦予秩序，為無意義的存在尋找目的，但宇宙卻以其頑固的沉默回應著人類的追問。在《光與影：33號遠征軍》中，繪母的詛咒正是這種宇宙非理性的完美體現。它為何存在？它的動機是什麼？遊戲似乎並未提供明確的答案，這種不可理喻、無從解釋的特性，正是其荒謬性的核心。它強加於人類的命運是冷酷無情、不可抗拒的，人類對生存的執著渴望，在這種命運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構成了一種“令人痛心的前提，給整個故事蒙上了一層沉重的憂鬱”。
“繪母”這一形象，與其說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反派，不如說是加繆筆下那個冷漠、沉默宇宙的具象化身。她的行為並非出於可被理解的惡意或某種複雜的陰謀，而更像是一種固定的、不可動搖的程序，一種如同自然法則般（例如衰老與死亡）無情運作的機制。她的動機成謎，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可理喻的“天災”，這使得人類的反抗更像是在對抗一種形而上的、無法根除的生存困境，而非一個有具體弱點和目標的敵人。因此，遠征軍挑戰“繪母”的行動，其本質更接近於挑戰存在本身的荒謬性。
面對這種不可避免的、看似毫無意義的死亡，遊戲中的角色（並延伸至體驗其處境的玩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強烈的虛無感、焦慮與絕望。正如遊戲資料所述，“盧米埃幾乎沒有人未曾以某種方式被死亡所觸動。城市的孤兒院裡擠滿了孩子……夫婦們則在爭論是應該為了人類的延續而生育後代，還是選擇不將新的生命帶到這樣一個淒涼的世界”。這種瀰漫在整個盧米埃城的集體性絕望，以及對生命意義的深刻質疑，正是荒謬體驗所帶來的直接後果。當個體意識到其存在如同在巨大的、冷漠的機器中等待被碾碎的齒輪時，對“為何存在”的追問便油然而生，正如加繆所言，某些創傷性的生命體驗，或是對生命重複性的疲倦感，都可能喚醒我們內心的哲學家，讓我們開始質疑既有的敘事與意義框架。
更深一層來看，遊戲所設定的“破碎的現實”（fractured reality），特別是盧明城——這個“美好年代巴黎的超現實複製品，其中的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等地標被‘斷裂’（Fracture）的奇異效應所扭曲、變形和破壞”——本身就可以被解讀為一個強有力的視覺隱喻。它象徵著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所經歷的那種傳統價值觀崩塌、確定性喪失的精神圖景，而這正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思潮興起的沃土。正如日本在二戰後因巨大的失落感而使存在主義思想得以傳播，“美好年代”本身，雖被視為藝術與進步的黃金時期，但也潛藏著“在耀眼的現代性之下有什麼東西正在動搖的潛在感覺……一種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感覺”。遊戲中“斷裂”事件對大陸的毀滅以及盧米埃城的破壞，就如同歷史的創傷撕裂了昔日穩定與繁榮的幻象。這種對一個理想化、充滿懷舊色彩的過去的物理性摧毀，恰恰平行於存在主義者所直面的那種意義與秩序的心理與哲學“斷裂”。因此，《光與影：33號遠征軍》的遊戲環境，本身就構築了一個充滿存在主義危機的象徵性景觀。
二、 “存在先於本質”：遠征軍的選擇與自我塑造
在這樣一個被荒謬所主宰的世界裡，個體如何自處？讓-保羅·薩特提出的核心命題——“存在先於本質”（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解答視角。薩特認為，人並非生來就帶有一個預先設定的本質、目的或藍圖，如同工匠製造一把裁紙刀那樣，先有其定義和用途，而後才有實物。恰恰相反，人首先是“存在”的，他出現在世界上，遭遇各種處境，然後，也只有在之後，他才通過其自由的選擇和行動來定義自己，創造自己的“本質”。因此，人是其自身未來的塑造者，他要對自己是什麼負全部責任。這種絕對的自由，也帶來了與之相伴的沉重責任——人“被迫自由”（condemned to be free），因為他無法逃避選擇，也無法逃避為自己的選擇所造成的後果負責。
《光與影：33號遠征軍》中的角色們，正是被“拋入”（thrownness）這樣一個生命被預先宣判、意義似乎已被剝奪的世界。然而，面對這嚴酷的“境遇”（situation）——薩特戲劇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強調環境為人物提供行動和選擇的舞臺，而非僅僅是情節的點綴——一些角色並沒有選擇坐以待斃或在絕望中沉淪。他們選擇加入“33號遠征軍”，一個以殺死“繪母”、阻止人類滅絕為目標的行動，儘管其成功率先前一直為零，所有先前的遠征隊都未能阻止繪母，甚至未能返鄉。當被問及為何要加入這樣一場看似毫無希望的遠征時，答案或許正如資料中所言：“但他們又能失去什麼呢？”。
這個看似絕望驅動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強有力的“存在先於本質”的體現。這些遠征軍隊員，並非天生就是英雄或反抗者。他們的“本質”——作為反抗者、作為為人類存續而戰的人、作為在虛無中尋找意義的勇者——是在他們做出加入遠征這一自由選擇，並投身於這一行動的過程中被塑造出來的。遊戲的主角古斯塔夫（Gustave），作為遠征隊的領導者，他的每一個決策和行動都深刻地定義著他自己以及團隊的命運。其他角色，如面對巨大憂傷仍能保持“感染性樂觀”的希爾（Sciel），以及“雄心勃勃地想要解開繪母之謎”的露恩（Lune），他們的人格特質與動機，同樣是在這極端境遇下，通過自身的抉擇與行動，對自我本質進行著不懈的錘鍊與定義。
遠征本身可以被視為一個集體的薩特式“籌劃”（project），旨在逃避“壞信仰”（mauvaise foi）。所謂“壞信仰”，即個體通過自欺來否認自身的自由和責任，將自己視為環境或命運的被動產物，以逃避自由所帶來的焦慮。在盧米埃城中，那些選擇對“繪母”的威脅視而不見、或沉溺於虛假希望、或僅僅是麻木地接受命運安排的人們，可能就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壞信仰”之中。例如，關於是否還要生育孩子的爭論，就暗示了社會中存在著多種應對絕境的方式，其中一些可能就是試圖在毀滅的陰影下維持“正常”生活的自欺。相比之下，遠征軍隊員們則以一種決絕的姿態，直面了存在的殘酷真相和自身選擇的自由，他們選擇了一條即使可能通向死亡，卻充滿真實性的道路。這一行動是對薩特所批判的“嚴肅精神”（spirit of seriousness）——即將價值視為客觀既定之物，而非個體自由創造的結果——的有力反擊，也是對波伏娃所描述的那些將自由屈從於所謂無條件價值的“嚴肅的人”（serious man）的迴避。因此，遠征不僅僅是塑造個體本質的行動，更是一種集體性的姿態，反抗著在巨大荒謬面前社會性地陷入“壞信仰”的誘惑。
這些行動的重量，並不僅僅體現在其悲壯色彩上，更在於其所承載的責任。遊戲中提及，玩家在遠征途中會面臨諸多“有意義的選擇和利害關係”。這些選擇，往往不僅關乎角色個人的生死存亡，更可能影響到整個團隊的安危，乃至人類文明的最終命運。這深刻地體現了薩特所強調的，個體的選擇不僅是在為自己選擇，也是在為全人類選擇一種存在的範式。即使遠征最終失敗，他們以自由意志所進行的抗爭行動本身，也構成了他們存在的意義。他們的“本質”，正是在這充滿艱險與抉擇的求索過程中，被一錘一鑿地鍛造出來。
甚至在微觀的遊戲機制層面，我們也能看到“存在先於本質”的影子。諸如古斯塔夫通過不斷攻擊來積攢“充能”以釋放強力技能“超載”（Overcharge），法師露恩通過施放特定法術來獲得“元素汙點”（elemental stains）以組合更強大的魔法，以及希爾（Sciel）需要管理“光暗相位”和“卡牌堆疊”來有效使用技能等獨特的戰鬥機制，都可以被解讀為“本質創造”的縮影。這些角色在戰鬥中的效能，即他們在特定情境下的“本質”，並非預先固化，而是需要玩家通過積極的策略選擇和持續的行動（例如，古斯塔夫必須先“存在”地去攻擊，才能“本質”地擁有充能）來動態地構建。玩家與這些系統的互動，本身就是一個持續選擇行動以積累力量或觸發特定能力的過程，這與哲學上個體能力與身份並非固定，而是持續投入與選擇的結果這一觀念不謀而合。遊戲中提及的“皮克託升級系統”（Picto upgrade system），允許玩家“在使用物品投入戰鬥的過程中進化和強化它們”，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念：即便是裝備，其“本質”和效用也是通過使用和玩家的選擇而被賦予和提升的。
三、 反抗的意義：向死而生的遠征與西西弗斯式的堅持
面對一個由“繪母”所支配的、充滿荒謬與絕望的世界，存在主義哲學家阿爾貝·加繆為我們指明瞭一條可能的出路——“反抗”（révolte）。加繆認為，當人清醒地意識到自身處境的荒謬性——即人對意義的渴望與世界之無意義的永恆衝突——他不應選擇逃避或屈從，而應以一種蔑視、激情和自由的態度來對抗這種荒謬。這種反抗並非指望能夠徹底推翻或消滅荒謬（因為荒謬是存在的固有條件，如同死亡一樣不可避免），而是在於以清醒的意識直面荒謬，並在這種持續的、沒有終極勝利希望的抗爭過程中，創造出屬於人自身的意義與價值。
加繆在其名作《西西弗斯神話》中，將古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塑造為荒謬英雄的典範。西西弗斯因觸怒諸神，被判處遭受永恆的苦役：他必須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每當巨石即將到達頂峰時，又會因其自身的重量而滾落回山腳，如此循環往復，永無止境。這看似是世間最徒勞、最絕望的懲罰。然而，加繆卻認為，“應該設想西西弗斯是快樂的”。因為西西弗斯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命運的荒謬與徒勞，他在每一次推石上山的過程中，都以其全部的激情和努力投入其中，他的意識充滿了他的行動。正是這種對命運的清醒認知和在苦役中的不屈堅持，使他超越了單純的苦難，並在這種與荒謬的對抗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幸福和意義。他的反抗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過程本身。
《光與影：33號遠征軍》的行動，正是這種加繆式反抗精神的生動寫照。他們深知，在他們之前，已經有無數支遠征隊踏上了同樣的征途，試圖挑戰“繪母”，但“成功率一直為0%，所有先前的遠征隊都未能阻止繪母，甚至未能返回家園”。儘管如此，33號遠征軍的成員們依然選擇繼承這看似註定失敗的使命，踏上前往繪母所在之處的征程。他們的目標——殺死繪母，拯救人類——就如同西西弗斯面前那塊不斷滾落的巨石，是一個看似永遠無法達成的宏願。然而，他們的價值，恰恰不在於最終是否能夠成功改寫人類的命運，而在於他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反抗行動本身。這種行動展現了人類在絕境中的尊嚴、自由意志以及對生命最本真的熱愛與眷戀。
遊戲敘事中所蘊含的“緊迫感”（urgency）——源於“繪母”逐年逼近的死亡倒計時以及遠征任務本身時間的有限性——如同一個催化劑，不斷強化著這種反抗的真實性與力度。這種緊迫感剝離了生活中所有膚淺的顧慮和虛假的慰藉，迫使角色（以及通過角色體驗遊戲的玩家）直面生存的核心危機，無法長時間沉溺於麻木或自欺。在如此高風險、時間緊迫的境遇下，每一個選擇都變得異常沉重而關鍵，而加入遠征這一反抗行動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在步步緊逼的虛無面前，對自身價值與信念的更自覺、更深刻的肯定。這與一種從容不迫、允許角色有更多機會陷入“壞信仰”或逃避的敘事形成了鮮明對比，此處的緊迫性反而尖銳化了存在主義的困境，並激發了更純粹的反抗。
在這種“向死而生”的行動中，生命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即使個體的生命是短暫的，且終將逝去，但通過反抗，他們超越了純粹的生物性存在，在精神層面實現了某種不朽。遊戲中所提及的“希望”，或許並非指向一個必然會到來的、徹底戰勝“繪母”的完美結局，而更多的是指向反抗行動本身所蘊含的價值的希望，以及為後人留下寶貴“遺產”（legacy）的希望。正如評論所指出的，角色們“在毀滅的陰影下通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找到意義……被一種希望所驅動，即如果他們失敗了，他們的行動至少能為後代提供一個基礎”。這種希望“並非天真或凱旋式的，而是謹慎的、飽受摧殘的、不完整的。但它依然存在”。
如果說“繪母”代表著一種抹除一切意義的荒謬力量，那麼《光與影：33號遠征軍》對藝術（如“美好年代”的背景設定，繪畫本身的主題，以及音樂的重要性）和記憶（提及“《光與影》不僅被死亡所困擾，也被記憶所困擾……記憶本身就是一種抵抗形式”）的強調，則可以被解讀為一種特定的加繆式反抗。創造藝術、傳承記憶，這些行為本身就構成了對意義被剝奪、存在被遺忘的有力抗議。藝術創作幫助人們“接受並應對死亡”，而銘記過去則是“尊重，而尊重則反抗了意義的抹除”。因此，在遊戲中體驗和欣賞藝術，（隱喻性地）參與藝術創作（遊戲本身即為一件藝術品），以及努力保存和傳承記憶，就不僅僅是單純的心理慰藉，而是對人類價值和意義的積極肯定，是在一個被荒謬的、不斷抹除一切的“繪母”所威脅的世界中，對人之為人的尊嚴的堅守。這與加繆關於即便在無意義的宇宙中，也要通過人類自身的努力來尋找尊嚴和意義的思想高度契合。遊戲本身作為一幅“消逝生命的畫布”，其存在也成為了一種元層面的反抗。
四、 自由的代價與模稜兩可的倫理：光影中的道德抉擇
當個體在荒謬的世界中以自由選擇和反抗行動來定義自身時，他們不可避免地會遭遇複雜的道德困境。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模稜兩可的倫理》（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中，為我們理解這種困境提供了深刻的洞察。波伏娃認為，人的存在本身就充滿了“模稜兩可”性（ambiguity）：我們既是能夠自由選擇、創造價值的主體，又受制於構成我們具體處境的“事實性”（facticity）——如我們的身體、歷史、社會環境等——從而也是客體；我們既擁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又是終將逝去的有死肉身。人類的自由並非在真空中實現，而是在這種種矛盾和限制之中展開。
在這種根本性的“模稜兩可”之中，人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並通過這些選擇來創造價值。波伏娃指出，不存在先驗的、絕對的善惡標準或道德律令，價值是在人的激情和行動中被創造出來的。因此，倫理判斷往往並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滿了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光與影：33號遠征軍》的標題“Clair Obscur”（光與影）及其核心的視覺美學風格，與波伏娃的“模稜兩可”概念形成了巧妙的呼應。藝術中的“光影對照法”通過光明與黑暗的交錯、清晰與模糊的並存，來營造深度和氛圍。在遊戲中，這種光與影的運用，不僅僅是一種視覺呈現，更象徵著角色內心的掙扎、道德選擇的複雜性，以及世界本身那種善惡難辨、真相往往被部分遮蔽的本質。正如開發者所言，這種美學“反映了一種信念，即真理從未完全揭示，而是始終部分隱藏，只有通過揭示與隱藏的微妙相互作用才能感知”。這恰恰呼應了波伏娃對人類境況和倫理判斷複雜性的認知。
遠征軍的成員們在極端嚴酷的“境遇”下，必然會面臨諸多艱難的道德困境和抉擇。遊戲據稱“探討了生存、信任以及做出艱難選擇的代價等主題”，並且充滿了“有意義的選擇和利害關係”。這些選擇往往沒有完美的、能令各方都滿意的答案，每一個決定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犧牲在所難免。這正是倫理在其“模稜兩可”狀態下的真實體現——在沒有絕對指南的情況下，個體必須在具體的、充滿矛盾的情境中，運用其自由意志做出判斷和行動，並承擔其後果。
波伏娃倫理學思想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觀點是：“意願自己自由，同時也要意願他人自由”（To will oneself free is also to will others free）。她認為，個體的自由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他人的自由緊密相連、相互依存。壓迫他人、否認他人的自由，不僅是對他人的傷害，也是對自身自由的損害，因為它破壞了人類共同存在的基礎。真正的自由，必然包含著對他人主體性和自由的承認與尊重。
從這個角度審視33號遠征軍的行動，我們可以看到其深刻的倫理意涵。他們選擇為拯救全人類的未來而戰，這一宏大的目標本身就蘊含了對“他人自由”——包括尚未出生的後代的自由——的深切關懷。遊戲對“遺產”以及“為後代而戰”的主題的強調，進一步呼應了這種超越個體自身利益、關懷他者福祉的倫理維度。在遠征的隊伍內部，角色之間（如古斯塔夫、希爾、露恩等）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在互動中處理分歧、建立信任、共同面對危機，也為我們展現了在具體情境中，個體是如何在追求自身目標的同時，承認或否認同伴的自由與主體性的。
遠征的整個過程，如同一個嚴酷的試驗場，考驗著每一個成員能否實現波伏娃所說的“真正的自由”（genuine freedom）。在巨大的壓力和誘惑面前，一些角色可能會退回到各種形式的“壞信仰”或對自由的誤用之中。例如，可能會出現因屢遭挫敗而陷入虛無主義的“虛無主義者”（nihilist），只顧行動本身的刺激而罔顧他人的“冒險家”（adventurer），或是為了達成目標而不擇手段、將同伴視為工具的“激情者”（passionate man）。要達到“真正的自由”，遠征軍隊員們必須在堅持個人信念和投身集體事業的同時，始終保持對同伴自由的尊重，並致力於一個共同的解放目標。遊戲敘事中對“信任”的探討，以及角色們“通過在篝火旁交談和深入瞭解他們的背景故事，逐漸揭示每個人是如何成為現在的樣子的”這些細節，都為探索這些複雜的倫理立場以及角色們在通往或偏離“真正自由”道路上的掙扎提供了可能。
此外，遊戲獨特的“美好年代”背景設定，以其豐富的文化意蘊和潛在的衰敗氣息，構成了角色們所處“事實性”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既為他們提供了行動的資源（如藝術的慰藉、知識的傳承，或許還有一絲殘存的理想主義光輝），也施加了種種限制（如文明衰落的陰影、已然破碎的社會規範）。角色們所做的每一個倫理抉擇，例如在危機中優先保護什麼、願意犧牲什麼、如何定義希望和未來，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而是深深植根於並被這個既輝煌又腐朽的文化母體所塑造。盧米埃城的光芒，“持續被陰影所穿越，被一種對失落的敏銳意識所削弱”，這使得他們面臨的道德抉擇更添一層悲劇性的模糊色彩。
五、 結論：在廢墟之上，藝術、記憶與未竟的希望
通過以上的深入剖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光與影：33號遠征軍》這部角色扮演遊戲，在其核心設定（如“繪母”的無情詛咒）、人物塑造（如遠征軍隊員的自由選擇與悲壯反抗）、獨特的美學風格（如“光與影”的辯證運用）以及深刻的敘事主題（如死亡的逼近、遺產的傳承、希望的堅守）等多個層面，均與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加繆、波伏娃等人的核心思想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共鳴。遊戲成功地將關於存在的荒謬性、個體自由的重負、選擇的責任、反抗的意義以及人類境況的根本性模稜兩可等重大哲學命題，融入到一個引人入勝的幻想敘事之中。
《光與影：33號遠征軍》作為一款當代的角色扮演遊戲，其成就不僅在於其精良的製作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更在於它勇敢地承擔起探討人類終極關懷、激發玩家進行哲學思考的使命。遊戲通過其互動性，允許玩家在一定程度上體驗角色所面臨的困境和抉擇（如遊戲中提及的“有意義的選擇” 和玩家能動性），從而使存在主義的議題不再僅僅是抽象的理論思辨，而成為一種可被代入和感受的“生存實驗”。正如一篇評論所言：“《光與影》獨樹一幟。它邀請玩家想象一種不同的英雄主義：一種並非植根於命運，而是植根於關懷的英雄主義”。
在這樣一個被“繪母”無情刻寫著滅亡命運的世界裡，當一切外在的宏大敘事都趨向崩塌，當傳統的意義體系都顯得蒼白無力之時，藝術的創造、記憶的傳承，以及那份在評論中所描述的“謹慎的、飽受摧殘的、不完整的但依舊存續的希望”，便成為了人類對抗虛無、肯定生命價值的最後堡壘。遊戲本身作為一件精心雕琢的藝術品，也以其獨特的方式參與到這場對意義的艱難建構之中。它提醒我們，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中，人性的光輝依然可以通過創造、銘記和不屈的希望而得以延續。
有評論將這款遊戲標記為帶有“後虛無主義”（post-nihilism）色彩的作品，這提示我們，儘管《光與影：33號遠征軍》深刻地觸及了存在主義思想中固有的虛無主義潛能（如荒謬感、意義的缺失等，以及波伏娃筆下因“嚴肅性”破滅而可能產生的“虛無主義者”），但它最終的旨歸似乎並非停滯於此。相反，它試圖引領我們超越這種虛無，不是通過否認黑暗的存在，而是在直面黑暗之後，通過具體的、人性的行動——如關懷、傳承、以及那份在絕望中淬鍊出的堅韌希望——在廢墟之上重新尋找和建立意義。正如評論所言：“在《光與影：33號遠征軍》中，角色們並不執著於宇宙的承諾或天定的命運；他們在毀滅的陰影下，通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找到意義。”並且，“通過拒絕輕易的宣洩，《光與影》贏得了它的希望”。這正體現了一種成熟的存在主義姿態：在承認存在的虛空之後，依然選擇積極地投入生活，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文化的創造和對未來的責任感，來賦予生命以價值。
最後，《光與影：33號遠征軍》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開放性的、引人深思的問題：在這樣一個被“繪母”無情宣判的世界裡，真正的“拯救”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孤注一擲地試圖殺死“繪母”，徹底改變既定的命運？還是說，在必將到來的毀滅面前，更重要的是保有作為人的尊嚴與自由，以不屈的姿態活過賦予我們的一切，併為後來者留下反抗的火種與不滅的記憶？這或許正是《光與影：33號遠征軍》拋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存在主義之問”，一個在光影交織的末世圖景中，久久迴盪的關於人類境況的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