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篇內容是我，何長青（機核筆名西川Joachim）的長篇觀察報告系列《文化論》的第二篇，第一篇《文化論(一)：性焦慮、宅文化的困境與二次元的末日鍾》2024年4月24日全網首發於機核網。《文化論》致力於挖掘、探索、思考、 質疑、批判當今世界上熱門的流行文化與亞文化，從不一樣的角度對我們賴以為生的精神家園提出詰問。本文於2024年12月29日完成後投稿予觸樂網，因未被徵集而在機核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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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但凡你是個資深的二次元/亞文化愛好者、資深文本劇情類遊戲玩家或者單純的是個宅男，你都應該在QQ群聊裡、B站上或者其它什麼地方看到過一個五官姣好的藍髮女孩。
獨立遊戲《米塔》界面
這款遊戲看起來似乎沒什麼不同，甚至在信息科技發達的2024年，UI和場景製作的似乎有些太簡陋。但如果你只是停留在此，沒有進一步往下玩，相信我，你一定會又後悔又慶幸，為什麼？因為，這款遊戲的內容有著大量極其精神汙染的劇情和場景畫面，而且美術風格運用了大量夢核、閾限空間等後現代亞文化美學：
充斥各種略顯陰暗虛無色彩的畫面
而更加令人感到不適的，遠不止這些。劇情中女主人公米塔，是一位遊戲裡的主角（是的，劇情采用了畫中畫模式的反套路開場）。而遊戲玩家扮演的是一名都市裡平凡無奇的社畜，在友人推薦下安裝了一款名為《MiSide》的手機遊戲並開始體驗。
遊戲的主角是個叫米塔的可愛女孩，開始的玩法很簡單，就是打掃房間並陪她玩。就這樣過了一個月，玩家扮演的男主與其暗生情愫，但如果你足夠細心，就會很容易發現一些違和的地方，比如這個可愛女孩的家裡居然藏著一把電鋸，而且她把電鋸置於烤箱裡，還特意囑咐你不要去偷看。而到了第37天時，米塔突然對男主開口：“想看到活生生的你。”
充滿恐怖氣氛的對話
隨後玩家被捲入遊戲世界，頃刻間，玩家已經置身於手機遊戲場景之室內。這裡的一切看起來都很好，只是米塔此刻正站在你面前。好像就和開始手機遊戲的那一刻一樣，你逐漸陷入了進去，溫柔體貼的米塔會拿著橙汁給你喝，你感到不適，她會拿藥給你吃，像以前一樣陪你玩樂，甚至會做一些……（是的，這是一款申明的18+遊戲），一切似乎都像世外桃源一般，但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而這是一款元遊戲。裡面致敬了大量的經典古早遊戲，它們也同時起承轉合，暗中推動著劇情發展。而每個版本都有屬於自己的米塔。在《米塔》的世界裡，每個玩家下載遊戲時都會創造出新的“版本”。而每個版本里又好似不同的平行世界一樣，米塔的性格各不相同。她有時候很憂鬱，有時候活力四射，有時候在沉睡，有時候天真純潔…但不變的是，她們最後無一例外都會陷入瘋狂的病態，追逐著感情，希望將玩家永遠的留在這個世界裡。
Not forever, just Always
值得注意的是她們並非是單純的性格展現不同，而是仿似有著真正的人格，每個人即使陷入瘋狂時的表現也是大相徑庭的，但目的都是追求“被愛”，說到這裡，不得不開始進入正題，即：遊戲對“病嬌”屬性的重構演繹。
傳統作品中，“病嬌”往往被簡化為“因愛生恨的瘋狂角色”。但在《米塔》中，米塔的扭曲與狂熱並非源於簡單的佔有慾，而是來自對自我存在的懷疑與否定。因為她一開始就認識的到自己是不完美的，也並非真實存在之人物，可二次元世界裡的少女角色，偏偏卻容不得不完美。對自我不完美的擔憂，逐漸一點點演變成焦慮，恐慌，厭棄，最後變成了一臺被混雜著無力感，負罪感與佔有慾等極端負面心理驅動的慾望機器。
而這樣的設定敘事風格，又與俄羅斯文學的泰斗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1846年出版的知名小說《雙重人格》極為相似。《雙重人格》中戈利亞德金是一個自卑、敏感、多疑的小人物，他在一次參加上司的女兒生日宴會時被拒之門外，感到極度失落和不甘。在歸途中，他偷偷返回宴會，卻屢屢出醜，最終被抬走扔出院外，精神極度崩潰，分裂出另一個自我化身。這個新的化身在上流社會處處得志，卻又對戈利亞德金進行嘲弄、挖苦和誹謗。戈利亞德金內心極度矛盾，一方面渴望出人頭地，另一方面又極度自卑，周圍的人和事都讓他感到充滿陰謀和危險。最終，戈利亞德金在自我陷害中崩潰，被醫生強行帶走。
陀思妥耶夫斯基《雙重人格》
再回過頭，我們得以再次審視米塔，這時我們方才發現，原來米塔不就是我們的另一面嗎？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在冷漠又紙醉金迷的物質社會中生活著，有些人玩弄感情，有些人迷失在自以為是的付出中；有些人從不為撒謊與剝奪感到哪怕片刻的愧疚，有些人因為他人的錯選擇結束自己。但這本質都是我們缺乏愛又渴望愛，又害怕失去榮譽，又厭惡著不完美。而俄羅斯文學深厚廣博的精神土壤，有幸催生了這款遊戲，當然也催生了現在筆下這篇文章。以至於我看來，俄羅斯文學向來是存在主義的文學，探討“我是誰”的先鋒。這個簡單三字的問題，卻成了上千年以來所有民族，所有宗教信仰，所有人類都在思考探索的問題。而到了20世紀上半葉，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於弗萊堡大學誕生於馬丁•海德格爾的哲學教席。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海德格爾是西方存在主義的奠基人，但這個學說真正進入大眾普遍視野，要等到50-60年代的法國，由薩特真正的去引出：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有一次，薩特在巴黎演講的時候，被學生問到很多關於人生困境的問題，薩特的回答只有三個字——去創造，這是存在主義心理學的核心。有一句話可以概括這一核心，叫作“存在先於本質”。什麼叫作“存在先於本質”？譬如，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善於溝通的人，那麼你可以學著去溝通；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不會賺錢的人，那麼你可以學著去賺錢。你沒有一個所謂的本質，叫作“不會溝通”或者“不會賺錢”。
說到這裡，“存在先於本質”就是存在主義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什麼是存在主義心理學？存在主義心理學很難被真正的定義。一位一輩子從事存在主義心理學治療的醫生說，他說自己至少有三個感悟：
第一個是棲居；第二個是旅伴；第三個是臨在。棲居是什麼呢？我們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目的，不是為了佔有地球上更多的物資，而是你知道你生活在這個地方，你是這個地球上的一個存在，這是第一條感悟。旅伴？就是存在主義心理學的治療師和他的患者之間不是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不是一個人在指導另一個人，治療師是一個陪伴者，是患者的伴侶。臨在？怎麼能夠展示出你對你愛人的愛，你對你家庭的愛？
答案是你的存在，你臨在，在現場。你們有沒有見過父母陪孩童玩樂，但是父母根本心不在焉？當他心不在焉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不在場了，只有他在場的時候，孩子才能夠感受到這份愛。
到這裡，存在主義這個詞至少有三個層次：存在主義哲學、存在主義心理學和存在主義治療。這篇文章討論的顯然是前兩者（主要是第二者），那麼它研究什麼？研究每個人最基本的生活困境。
歐文·亞隆（Irvin Yalom, 1931-）是美國最有名的精神病學家，存在主義心理學非常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根據歐文·亞隆的總結，他認為人類有四個難以處理的基本困境：
第一個，“我們終有一死”。即使你賺再多的錢，即使你是住在皇宮裡，你也終有一死。第二個困境，“在決定性的時刻，我們是孤獨的”。比如，身邊有朋友最近被查出來得了癌症，這時候你會發現，再多的安慰、再多的鮮花送給他，去看望他，他都會覺得自己是孤獨的。在決定性的時刻，我們永遠是孤獨的。第三個，“我們不得不選擇自己的生活”。就是你有自由，你不能夠完全被別人安排，你跟動物不一樣，你是可以選擇的，這也是一個困境。第四個，“我們要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中努力創造意義”。
這是歐文·亞隆提出的人的生活的四大困境。我們先逐一檢視這四個困境，再論證它們分別與今天的終極話題－我是誰的關聯：
我們終有一死，便由此催生出第一組對立：做自由人還是做奴隸？或者說，死的光彩，尊嚴，重於泰山，還是死的毫無價值，苟且偷生，遺臭萬年？斯巴達克斯的一生中從沒有其它答案，他只會選擇前者，匈牙利詩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 1823-1849）在《民族之歌》中如是言道。顯然，今日世人記住了他們，歌頌他們，而沒有記住無數貪婪的富翁，奸詐的政客。因為他們在奴役別人的同時，自己本身也是金錢與權力的奴隸。
已經說完了第一點，那麼此時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我們已經看的足夠清楚。而投射到存在主義精神心理學的治療上，又引申出一個新概念：從容快樂的平靜。
王陽明臨死的時候，他的學生在小船當中問他還有什麼話可說？王陽明說：“我心光明，亦復何言？”為什麼？因為他的人生是充實的，他的人生實現了，所以他不懼怕死亡。正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所言，一個真正的超人，隨時隨地都可以死去，他都是死得其所，因為他的生命是綻放的，他是在努力地生活，很投入地存在、生活，隨時隨地可以死。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已。所以，“‘從容歡樂的平靜’正包含了精神性層面。這個概念所包含的關於存在的平靜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平靜。”
黑塞《悉達多》
曾獲得諾貝爾獎的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在《悉達多》當中有一段描寫：悉達多向辭行者深深鞠躬。“我知道了，”他輕聲說，“你要走進這片樹林？”“是的，我要走進這片樹林：走進萬物的統一。”瓦酥迪瓦身上籠罩著光芒。瓦酥迪瓦走了。悉達多注視著他，只見他步伐平和，容光煥發，滿身華彩。【1】這就是一個人走向死亡時候的樣子，因為他的人生得到了充分的實現。雅斯貝爾斯對此有一個驚人的表述，叫作“死亡隨我而變”。真正怕死的人是那些沒有真正活過的人。所以所謂的深度幸福，就是你能夠接納這些痛苦，並且把它視為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加完滿的一部分，而不是試圖去迴避這些痛苦。這是存在主義心理學的精神。
回過頭再看，我們此刻是不是已經能夠清楚，米塔，或者說亞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病嬌”、“地雷”、“抑鬱者”們身上存在的問題呢？沒錯，他們的問題全部在於過於執著虛無縹緲的恐怖，卻忽略了珍惜他們已經擁有的當下。這種焦慮廣泛的存在於當代社會的任何人身上，即使折射出來的表象各不相同。我在上一篇《性焦慮》中同樣給出了類似的觀點論述，在上一篇中我已經提到，亞文化中廣泛流傳的病嬌等本質上都源於兩種galgame裡存在的愛：癔症的愛與偏執的愛【2】。癔症的愛即得不到，偏執的愛即摸不著。後者自不必多言，需要詳細展開說說的是前者：
“‘愛’無疑在這個領域，構成了意識形態的全部，無論是肯定(積極的，普世的)、否定(聖愚的，神性的)，還是僵局(封建的，包辦的)，上述三者始終圍繞著禁令做著無限湧動的符號學運動。在這種符號學運轉中，“愛” 始終處於中心地位，這意味著:我們一直在嘗試擺脫什麼東西，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真正想要什麼東西。也就是說，我們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我不要”上，我們沒有認真思考“我真正想要的愛情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上。用拉康的話語表述的話，我們直接身處於“大他者”之中，這個“大他者”，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個什麼東西…”
毫無疑問，當代乃至後現代的原子化社會中，情緒繼續統治著每一個人，並且愈發變成了一個肆意的獨夫，一個真正的“大他者”。而對於病嬌者（Yandere, ヤンデレ）而言，神化、封聖愛情、感情、另一半乃至性行為的舉動與思想，其本質仍是為了取悅自己，即使這些舉動言行可能從各種層面上更多的傷害了自己。
而雖說這個問題作為一種人格屬性無疑在人類誕生出情感與社會關係時就存在了，但Yandere一詞開始廣為人知，是得益於2005年發售的一款日本成人遊戲《School Days》以及同一年上映的動畫《SHUFFLE!》的推動。在這兩部作品中，有關角色分別是桂言葉（かつら ことのは）和芙蓉楓（ふよう かえで）。
桂言葉
而在遊戲劇情中，男主伊藤誠（いとう まこと）因自幼家庭環境黑暗，生活不幸福致使其十分熱衷於玩弄女性的感情。最終因為與其他女子有染，被後者殺死後由前者分屍。
也就是這部狗血十足的文字影視類遊戲，做為病嬌屬性在二次元領域的開山鼻祖由此闖入了人們的視野。也得益於此，我們很輕易便可以判斷，“病嬌”們愛的本質上還是自己，他們傾慕於另一半，本質上只是滿足於他們自己的審美與性格偏好。雖然嚴格意義上講人皆如此，但毫無疑問，病嬌將這一深層的利己主義發揮到了極致。而同樣作為一種偏執，同樣性格憂鬱深沉的俄羅斯人卻在傳統文化裡便發揚光大了另一個極端－聖愚文化。
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在其著名的《俄羅斯思想》一書中說道，在俄羅斯人身上可以發現諸多矛盾：專制理念、膨脹的國家意識，和無政府主義、恣意妄為；殘酷、暴力傾向，和善良、人性、溫和；信奉禮儀和尋求真理；個人主義、敏銳的個性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自我吹噓，和普世主義、全人類理念；末世—彌賽亞宗教觀和表面的虔誠；對上帝的尋求和戰鬥的無神論；謙遜和放肆；奴性和反抗。別爾嘉耶夫的這個評價，不僅很多外國的俄羅斯研究者經常引用，俄國內不少思想家、文學家也頗為認可。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就了這樣一個矛盾的國家？很多人喜歡從東正教和地理角度去分析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但這無法解釋其文化中的矛盾、衝突和極端。同樣信奉東正教的國家，比如東南歐巴爾幹半島等國，就跟俄羅斯人的性格迥然不同。對俄羅斯文化和民族性影響最大的到底是什麼呢？這個答案，直到2022年我才找到，就是“聖愚文化”。
美國學者埃娃•湯普遜（E.M. Thompson）曾經寫過一本書《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聖愚》，在這本書中，他系統性的研究了沙皇俄國時代俄國民間風俗文化，得出了很多在此之前從未被世人注意到的結論。
“聖愚”(Юродивый )，是俄羅斯東正教一個獨有的奇特現象，字面意思是“神聖的愚者”，英文翻譯為Foolishness for Christ（為基督的愚痴），他們是極為虔誠的東正教信徒，類似於中國濟公和尚的遊僧。他們通常蓬頭垢面、愚痴癲狂，有時甚至半裸身體，腳套鐐銬。他們時而給人治病消災、占卜禱告，時而詛咒下蠱、坑蒙拐騙。他們遊弋在城鄉，也棲身於宮廷，成為平民與貴胄的座上賓。在民間，聖愚被視為精神權威，備受崇仰和敬畏。人們相信他們具有某種超自然的能力，能夠辟邪驅災、通靈、預知未來，他們所有毫無邏輯的喃喃話語都會被當作“神諭”。在宮廷，聖愚受到歷代沙皇的推崇和重視。從伊凡雷帝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都對聖愚推崇備至。莫斯科紅場著名的洋蔥頭拱頂——聖瓦西里大教堂，就是伊凡雷帝為紀念聖愚瓦西里而命名的。瓦西里被當時的俄國人奉為守護聖人，常常赤身行走、忠誠於基督與國家，曾反擊韃靼人的襲擊，拯救了莫斯科，死後伊凡雷帝親自扶靈，封其為聖徒。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則把聖愚拉斯普京請到宮中議政。聖愚現象，在整個沙俄時代一直長存不衰。在沙俄，如果說東正教牧首是教徒的精神領袖，聖愚則是世俗生活的精神領袖，他們的影響力遍及全俄，不只是貴族與平民，連知識階層都大為推崇和提倡。
（注：俄羅斯東正教與其他地區的東正教有較大的差異，因為俄羅斯幅員遼闊，橫跨歐亞，境內有薩滿教、少數民族的原始宗教、以及對自然力、非理性、神秘性的推崇為根基的斯拉夫異教，各種文化、宗教與東正教雜糅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俄羅斯特色的東正教，而且聖愚只出現在俄羅斯，沒有出現在其他東正教國家。）
涅斯捷羅夫《在羅斯》
1916年，俄著名畫家米哈伊爾·涅斯捷羅夫（Mikhail Nesterov, 1862-1942）創作了油畫《在羅斯》，這是一幅象徵性的寫實作品，畫中是俄羅斯社會各類典型人物，其中包括大公、軍人、神父、農民等，還有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但是，畫中走在人群最前面的卻是一個赤身裸體、鬚髮皆白的聖愚。從這幅畫我們可以體會到聖愚在俄國的崇高地位。十月革命後，聖愚崇拜受到無神論的排斥和抑制。然而，作為長達幾百年的心理積澱，聖愚崇拜很難從廣大民眾心中被徹底剷除，甚至在蘇聯時期聖愚也並未絕跡。托爾斯泰就說過，聖愚並不隨政權更迭而泯滅。
其實，就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的保爾·柯察金，換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一個聖愚呢。
以上是背景介紹和普及聖愚，下面進入重點，為什麼說聖愚文化深刻影響了俄羅斯民族性？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了解聖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宗教哲學家布爾加科夫這樣評價聖愚：“瘋癲般的忘我，對自己心理身份的徹底棄絕，一張活人臉上的木乃伊麵具，選擇活的死亡方式。”這個描繪有些抽象，但細品，就是這麼回事。
再來看美國學者埃娃·湯普遜對聖愚的精準畫像。她認為，聖愚的行為準則，是由五組“二律背反”組成的，即：智慧—愚蠢；純潔—汙穢；傳統—無根；溫順—強橫；崇敬—嘲諷【3】。
意思是說，聖愚大智若愚；外表汙穢，內心純潔，即使是行為不檢，酗酒縱慾，仍然可以被人視為聖潔；他們代表著俄國文化的傳統，卻又居於體制外，到處流浪，因而無根；他們既謙卑溫順，卻又對其討厭的人強橫粗魯；人們對聖愚既崇敬又嘲諷。
再細想一下，沙俄和蘇聯都是從龐然巨物轉眼灰飛煙滅，這與上面所說的俄民族性格不無關係。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徹底否定，蘇聯解體前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略帶極端的行事風格，解體後俄羅斯對西方態度在兩個極端之間遊走等等，都是如此。究其根源，聖愚文化的長期存在和浸淫，使得聖愚的行事風格成為俄羅斯民族的一種行為規範。或者也可以說，聖愚的雙重背反特徵，就是俄羅斯的民族特性。而對於本篇文章而言，重點就是這樣的思維範式如何深刻著一代又一代俄羅斯人。
別爾嘉耶夫在另一部著作中還說道：“比起西方人，特別是已經定型的拉丁文化中的人來說,`自然性、原始的力量，在俄羅斯人身上更為強大。”所謂“自然的、原始的”最主要的東西是什麼呢？無疑就是聖愚文化。
類似地，俄國作傢什緬廖夫說，俄國人喜歡走極端（“要麼全有，要麼全無”）的傾向、完美主義、缺乏剋制的傾向，是俄國人最突出的特點。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俄羅斯民族性格與聖愚行為的高度一致性，認為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極端性、非理性、神秘主義、無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對彼岸世界的追求、對苦難的獨特態度等，都與聖愚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俄羅斯文學大師們創造的多個角色中，也有聖愚的形象。最典型的例證，就是2014年出版的近年來最佳俄羅斯文學力作《回到潘日魯德》。在這本書中，命途多舛的老人在一路的行走中懷著極大的耐心，向少年嚮導舍拉夫坎講述他充滿磨難的人生故事和對人類信仰的認知，並由此衍生出他的家族和中亞王朝更迭、民族興衰的歷史變遷，呈現了歷史的政治力量與族群的血緣力量交融的民間情景，這是一個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劇性的歷史行走【4】。
距今1156年前，在中亞的沙漠與草原上誕生了一個偉大的波斯和塔吉克詩人與智者，他的名字叫扎法爾·魯達基(858－941)，對於塔吉克人和波斯人來說他毋庸置疑的文化地位相當於荷馬之於古希臘。久遠的歷史雖然已漸漸地將他的生命真實模糊、斑駁、失落了，但他的文化影響力卻依然強勁。如今，他的頭像印刻在了塔吉克的硬幣和郵票上，他的名字成了杜尚別中心大街、撒馬爾罕廣場和街道的名字。而用宏篇鉅作的文字體量描繪了這些故事的長篇小說《回到潘日魯德》曾於當年獲得俄語文學界最高獎項之一的俄語布克獎。
在故事中，年事已高、雙目失明的扎法爾被從布哈拉的牢獄中提出，發配到故鄉潘日魯德，一路上他行走，記述；扎法爾以研究伊斯蘭教義開始他的人生，卻在人類一切宗教的真諦中尋找著生命的歸宿，小說是尋找信仰的“真經”之行。命途多舛的老人在一路的行走中懷著極大的耐心，向少年嚮導舍拉夫坎講述他充滿磨難的人生故事和對人類信仰的認知，並由此衍生出他的家族和中亞王朝更迭、民族興衰的歷史變遷，呈現了歷史的政治力量與族群的血緣力量交融的民間情景，這是一個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劇性的歷史行走。
《回到潘日魯德》
俄羅斯文學中從來不缺少悲劇人物，但慘烈如扎法爾的還不多見。他從顯赫的貴族弟子淪為身無分文的乞丐，從宮廷寵幸的詩王變成被關進地牢的囚犯，直到被剜去雙眼，最後被逐出首府布哈拉，發配原籍。《回到潘日魯德》無疑是一曲悲歌，作者通過塑造主人公堅守正義、抗拒封建統治者的決心而必然被裹卷和淹沒的命運的書寫，傳遞出一種悲壯蒼涼的宿命感。在這個耐人尋味的傳奇故事中，作者沃洛斯與其說營構了一個時代的對抗主題，莫如說展示了歷史進程中消逝的個體命運，人的一種偉大靈魂的被扼殺，表達了作家個人詩意的憂傷，他所熱愛的和虛構的大地——自然生存理想——在嘆息和痛楚中的斷裂。
而在俄羅斯文學中，類似扎法爾一樣的人物塑造簡直不勝枚舉。單個人物性格往往混合著多種因素，如虔誠和放蕩，謙卑與驕傲，溫馴與狂暴等等。某些人物身上體現著由一極向另一極的跳躍，如《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由一個殺人兇手，在捧讀《福音書》的瞬間皈依基督。這種瞬間的轉變、突變、跳躍，在俄羅斯文學作品中俯拾皆是。其根源，就是聖愚性格的極端性。
正如埃娃·湯普遜所說：“聖愚最為突出的特徵，大概是對極端行為的嗜好。節制不是他們追求的美德。事實上，在他們代表的價值系統中，節制不是美德，而是罪惡。自滿得意地犯過錯，又同樣自滿得意地悔過，或者說伊凡雷帝式的行為，都是聖愚們的習慣作法。”再舉個例子。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描繪了一個純潔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發現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來他為了砥礪自己的革命氣節，特地製作了一個釘床，毫不猶豫地脫去衣服，赤身露體地躺在那些尖銳鋒利的釘尖上。這種自虐似乎很極端，不禁令人想起在冰天雪地中衣不蔽體甚至赤身裸體的聖愚們。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著名小說，《苦難的歷程》的題記裡引用了一句俄國諺語，也很有代表性：“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我們就乾淨了。”
此外，俄羅斯人其實骨子裡非常蔑視和不認可西方的“理性主義”和“物質傾向”。這源於他們對神秘性的推崇和敬畏。神秘性，恰好也是聖愚文化的標誌性特徵。這種神秘性是無法訴諸理性的，無法通過常識邏輯來加以理解。他們相信事物兩極之間的自由相通，如神界與人世、罪孽與救贖、善與惡等。這種兩極間的無序過渡、跳躍式過渡，可以說是俄羅斯性格的根本特點。
如前所述，在那些聖愚的身上，愚蠢和智慧、醜惡骯髒和美好聖潔、謙卑與橫暴、忠於傳統與背棄社會人倫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諧地統一”在同一個人身上。習慣了這種相悖的俄國人，自然會形成一種獨特的價值觀。聖愚文化最嚴重的惡果，還是它哺育出了俄國知識份子一種畸形的“辯證道德觀”。在那些“神聖的瘋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醜惡骯髒和美好聖潔、謙卑與橫暴、忠於傳統與背棄社會人倫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諧地統一”在同一個人身上。習慣了這種弔詭現象的俄國人，又自然而然的會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價值觀，亦即把罪孽視為美德，把殺戮當成催生，把破壞視為建設，把自虐視為犧牲，把苦難視為洗禮……一切的一切，集中在一起，融合薈聚到一起，便終於有了俄羅斯歷史長河中無數的經典藝術作品，當然，還有今天開篇便談到的《米塔》，也許在俄羅斯人創造出的女兒米塔看來，所謂“病嬌”在她的身上不是極致的利己，反而是最為虔誠的，願為之付出一切的精神信仰——她苦苦追尋的愛。為了追求這種認可，她不惜一次又一次跳出次元壁，去毀壞自己的世界，毀壞自己的摯愛，也許在她看來，新生只有從滅亡中才可以誕生。
“我討厭這個平面的世界”
最後，說些我想說的話，俄國人很有意思，他們對生命意義的思索，對苦難，受難文化的痴迷，極為深刻，聖愚的獨特存在本身就證明了這個問題所在。但是他們的歷史，又顯現出他們對生命本身極端的漠視，死亡很多時候仿似只是個增長的數字了。誠然，傳統的俄羅斯人不害怕犧牲，不害怕死亡，他們對信念有著近乎苦行僧的執著，朝聞道，夕死可已，所以“病嬌”，真似天生配俄國人。
那有沒有反對呢？更進一步，有沒有解決方法呢？自然是有的，陀翁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裡面告訴了大家如何擺脫這種影響：“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要愛生活，不要愛生活的意義。”所以，永遠別恐慌未知，永遠別害怕失去，現在就是最好的，珍惜當下，去活好現在，先從你身邊的人與事愛起做起，不要空談那些虛無縹緲的宏大敘事，更不要為自己的狹隘與妒忌築起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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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悉達多》，赫爾曼•黑塞，1922年
【2】 《文化論(一)：性焦慮、宅文化的困境與二次元的末日鍾》，2024年4月24日，機核網 https://www.gcores.com/articles/180824
【3】 《聖愚文化——俄羅斯文化的真正底色與民族性》，E.M. 湯普遜，199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
【4】 《回到潘日魯德》，沃洛斯著，張建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