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渴echo
每年到了春節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小夥伴和我這種老二次元一樣，無比期待這個節日的原因不是因為能夠吃上幾頓大餐，也不是因為能夠拿到一筆可觀的壓歲錢，更不是因為到了我這個年紀不但沒有壓歲錢還得給別人打錢，而僅僅只是因為自己玩的各種手遊開啟了新年主題氪金活動，一波又一波的新皮膚讓人根本把持不住，也因此讓無數外國友人對春節產生了疑問：
你們這個春節，是什麼澀澀的節日嘛？
能問出這種問題，其實也不難理解。光是看看這些手游出的新角色和春節主題新皮膚就知道了，這誰頂得住啊！就拿最近的來說，你看這些艦孃的新皮膚，再看看這幾位的一身旗袍，你還有信心守護住自己的錢包嗎？
而再看看隔壁，沉寂了有些日子的《命運-冠位指定》也在不久之前終於想起了自己的年齡分級是可以搞搞澀澀的，於是……
就不用多說啥了吧，一切盡在卡面之上。兩位中華之角色雖是旗袍女僕裝裹身，但也是肉眼可見的極盡嫵媚，可能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在於本次禮裝更新只是確定在日服上線，不知國服是否會大膽跟進，又會做出怎樣的和諧……
所以，本著“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普遍心理和根本原則，我們似乎有必要對日服原版卡面做出些批判性賞析的；
而作為一名老紳士，我們似乎有必要對這種現象做一個深入的瞭解：為啥旗袍能夠如此流行，甚至風靡全球受到全世界LSP的共同愛戴呢？如果你也有這樣的疑問，那咱們還真有必要簡單瞭解下旗袍的發展過程，順便重溫下旗袍幾十年來跨過的重重坎坷，感受它陰柔美好，又強悍至極的生命力。
在當今的流行文化裡，普羅大眾往往會把旗袍和滿人的旗裝聯繫在一起，畢竟確實也有說法稱，旗袍本是“旗女之袍”，特點便是立領右襟，收緊腰身，下襬開衩，裝飾傳統，與一般認知中的旗袍可謂如出一轍，以至於包括東華大學的包銘新教授在內的不少專業人士同樣承認兩者之間的傳承關係，將旗袍“由清代旗人之袍裝演變而成”明確地寫進了旗袍的服裝專業定義之中。
只是讓人意想不到，但又似乎在情理之中的是，這種發展演變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班水到渠成——事實上，在狹義上的旗袍真正登上歷史舞臺的前夜，差不多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之後的那一段時間裡，旗人旗女往往會因為自己身份之特殊性而選擇身著漢服低調做人，自然是沒什麼機會把“旗女之袍”上那些個講究傳承下來並廣而告之，更別說由此將旗袍文化推廣開來了。
所以，參考《女子服裝的改良》，我們可以得知甚至在20世紀20年代初，類似旗袍的著裝還是完全不存在的，那時：
“我國女子的衣服，向來是重直線的形體，不像西洋女子的衣服，是重曲體形的，所以我國的衣服，摺疊時很整齊，一到穿在身上，大的前拖後蕩，不能保持溫度，小的束縛太緊，阻礙血液流行，都不適於衛生原理……”
幾行文字寥寥幾筆便點出了彼時婦道人家之生活不便，也很清晰地總結出了傳統女服不舒適，不便利，不衛生，不美觀的幾大弊病，似乎表明改良女裝已然迫在眉睫，但又任重而道遠；不過好在解放了思想的姑娘們很快發現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現成兒答案自始至終都擺在她們面前，那便是穿男裝。
當然了，彼時很有想法的進步女青年選擇身披長衫馬褂更像是為了表明自己追求自由獨立的決心和對舊日封建主義的唾棄；但這種現象得以蔚然成風，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這身裝束在客觀上更“便利、衛生、美觀、省錢”，更有資格被認為是後來旗袍的真正雛形，可以說毫不意外地淘汰了彼時女性的傳統裝束，但平心而論，尚不能滿足女性普遍的愛美之心。
於是差不多是在“男人裝”大行其道的同一時間，從校園和教會刮來的“文明新裝”遊進了大眾之視野，成為了旗袍“進化”的第二階段的一大部分。
所謂的“文明新裝”並非某一類服飾的統稱，不那麼嚴謹地說，它是一種來自由留日女學生與本土教會學校學生髮起的，後來得到充分響應的“著裝運動”，倡導頭上不佩戴耳環髮簪等飾物，手上不戴戒指，身上樸素的衣服，下面配不帶花紋的黑色長裙。但問題在於這種穿搭風格本身就相當統一而有辨識度，在當代就行文化的不斷“誤解”下幾乎和民國女子校服完全畫上了等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你說這種寬衣大袖的大襟衫襖搭配黑色長裙是“文明新裝”其實也不算錯。
而從這個角度看，“文明新裝”的問題其實也相當明顯：這類打扮青春靚麗，典雅有餘但端莊不足，非常適合膚白貌美的青年女性，但其他女性穿來怕就不那麼好看了。好在這類其他女性並沒有選擇“坐以待斃”，而是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對男士長衫進行了改良，砍去其礙事兒的袖子，將這“旗袍馬甲”作為長裙和外褲的結合穿於褂襖之外；而在這以後，她們也充分吸取了“文明新裝”的設計亮點，將其經典的“倒大袖”——既“文明新裝”中呈喇叭狀，袖口寬達七寸的誇張長袖與“旗袍馬甲”相結合形成了經典的“倒大袖旗袍”，由此補完了旗袍進化的第二階段。
如你所見，二十年代最初的“倒大袖旗袍”雖然還保留著“旗袍馬甲”的某些特點，但已經很有現代旗袍的感覺了，只是衣身更為寬鬆，下襬往往長至腳踝上方几寸的地方，且下襬仍沒有開衩，而是右側開縫至下襬，與大襟相連，以盤扣繫結。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初版“倒大袖旗袍”整體風格依然相當保守，但對當時多數普通女性來說還是有點兒過於超前了，她們雖然不至於對新式旗袍展開轟轟烈烈地口誅筆伐，但多會表現出事不關己的淡然，依然選擇更加成熟的上襖下裙；不過考慮到僅僅是幾年之後新式旗袍便開始不可阻擋地流行開來，個人認為當時女子牴觸這類新裝束很可能只是因為那時候潮流發展太快太急了，著實讓人無暇應接。
好了，回到“倒大袖旗袍”上來。
到了二十年代中葉，保守之風漸漸緩和，“倒大袖旗袍”雖仍無開衩之先河，但下襬長度逐漸從腳踝之上升到了小腿中央，到了1928~1929年甚至升到了膝蓋以下；旗袍本身也開始變得更加合身，更能凸顯出女性獨特的曲線美；袖子雖然長度不變，但其誇張的寬袖口逐漸被淘汰了；唯獨領子反其道行之，居然有逐漸加高的趨勢——考慮到束胸這種反人類的玩意兒都能在歐洲大行其道，這種高高領子能夠流行開來也實屬正常，畢竟高領子能在客觀上“強迫”女性案首挺胸，更好地展現自己的身體曲線。但正如當時《民國日報》所述，這種高領“是完全將頸項裹住，還恐不禁，再加上一排紐扣來保持，穿了不但呼吸困難，走起路來更不能稍稍轉動”，絕對違背了當年女性追求穿著舒適的初衷。
於是到了三十年代，當新式旗袍成為了多數女性的絕對首選後，這類服飾也因面料做工，穿著方式和形制結構上的不同而出現了一定的分化，就比如渴望借新式媒體拋頭露面的明星名媛自然是傾向於身穿華服高領盡顯曲線之美，而相對的工廠女工則更喜低領素服追求舒適方便。不過儘管如此，三十年代早期旗袍的整體風格還是趨向於裝飾簡單，下襬延長，甚至需要配合高跟鞋方能正常行走。而同樣是為了方便行走，彼時旗袍也第一次出現開衩的設計，終於具備了現代的旗袍的所有要素。
值得一提的是，彼時有當紅明星曰顧梅君者，常穿過膝乃至臀部的高開衩旗袍出入各種場合，引得“摩登女郎”競相模仿，其高開衩旗袍突出一個性感大氣，“襯以革履、絲襪，行時步趨婀娜，飄飄欲仙”；但考慮到此性感之事被《北洋畫報》記錄諷刺，似乎說明人們對這種擦邊球的趨勢還是有些接受不能的。
於是到了1935年，在名媛陳玉梅、陳綺霞的提倡下，旗袍不僅普遍恢復了長擺低衩的保守設計，還更進一步地完全蓋住了雙腳。然而這種設計拖拖拉拉地極不方便，甚至被人戲稱是“掃地旗袍”，因此流行了不到一年就被迫減少了下襬的長度。
此外，旗袍曾經的“倒大袖”已然被徹底淘汰了，旗袍袖子愈發短窄，至1937年後幾近消失，將女子纖纖玉膊幾近完美地展現了出來；旗袍裝飾也由此前大面積的刺繡、鑲滾，變成了更見手藝的細邊鑲滾，三十年代中葉甚至還短暫引入了肩袖及底擺處加上的荷葉邊，名之為蝴蝶褶；而最重要的改良乃是胸腰省的工藝手段，它使得旗袍更加合體貼身，穿起來更舒服，運用得當也更能表現出身體曲線……
但很可惜，這種對旗袍的積極探索在四十年代戛然而止了——沒辦法，全面抗戰爆發後，民國經濟蕭條，物資匱乏，有識之士號召大家不購新衣節約救國，得到了大家的普遍響應；而民眾本身也無心打扮，更傾向於穿著由“愛國布”製成的超級青春版旗袍以求輕裝簡從，而將更多精力分配給生存本身。
類似的情況持續到了抗戰勝利之後，那時人們又重拾了三十年代的旗袍審美，卻也在與西方世界更平等而頻繁的交流中將裝袖，墊肩和拉鍊等更多洋玩意兒送入到了旗袍的設計之中，從而創造出了更加方便和國際化的“改良旗袍”。不過這樣的探索同樣在幾年之後戛然而止了，因為中華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意識形態的事情咱就不多說了，反正那段時間裡，旗袍除了在五十年代中後期“人人穿花衣”的號召下短暫復出外，其餘時間基本上就是在坐冷板凳的狀態。直到改革開放後，當人們不再迷戀外面的世界時，服務行業的老闆們再次發現了旗袍的魅力，以做工粗糙、樣式單一、顏色俗豔的高開衩旗袍“武裝”了一大批身材姣好的服務人員，卻讓真正喜歡旗袍的愛美女士不得不對此“敬而遠之”了。
不過也恰恰是在這段時間，香港開始了輝煌的經濟騰飛階段，香港電影也成了東亞乃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強文化輸出品，旗袍文化作為某些帶著些奇幻色彩的東方之美也在一卷卷膠片中為世人所熟知、牢記，乃至與中華文明綁定最終形成刻板印象，以至於當我們真正想把旗袍文化推向全球時，雖說非常之順利，但也不得不面對些讓人哭笑不得的問題……還真是有些過猶不及呀。
不過當然了，這樣的文化輸出自然還是越多越好的，等越來越多的人真正喜歡上了旗袍，總會有些人願意花些時間，研究一下這類服飾的文化內涵的……吧？而這也正是本系列節目的最終目的，哪怕有一名玩家在澀澀之餘被這拋磚引玉的玩意勾起了些許興趣，那我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就先說這些吧，我要去鑑賞新皮膚了。#最難忘的遊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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