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為“非人類中心主義”
在這篇文章中，我把“非人類中心主義”解讀為“人類中心主義”的退場，自然主義的進入，這一立場否定了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絕對中心，強調自然具有獨立於人類需求的內在價值。 要理解“非人類中心主義”，必須先理解何為人類中心主義。按照《韋伯斯特第三次新編國際詞典》指出，人類中心主義指“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 ；第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三，根據人類價值和經驗解釋或認知世界。”這一觀念萌生於文藝復興時期，市民階層以人權來對抗教會的神權，後來在啟蒙運動中同理性結合，得到了深刻和廣泛的傳播和發展。人類的生產力隨著兩次工業革命的開展而迅猛發展，因而獲得了無與倫比的自然，認為人類的理性和科技可以征服自然，讓自然為我所用，但是這一份傲慢帶來了諸多的災難。自然系統被簡化為人類的資源庫，導致過度開採，進一步讓生物多樣性喪失，生態鏈斷裂。人類中心主義主導的發展使得碳排放過量並進一步影響全球氣候變暖，讓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影響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人類中心主義帶來的社會、倫理、道德問題，對其反思的立場就越來越多。從文學、哲學再到新興的電子遊戲領域，無不存在反思的聲音。頑皮狗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電子遊戲《The Last Of Us》(直譯為最後生還者，也有譯為美國末日)，通過其末日背景、世界觀設定和敘事主題，深刻體現了非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哲學思考。 二、蟲草菌變異的末日背景
（一）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
《最後生還者》中一種以空氣為介質傳播的變異蟲草菌摧毀了人類文明，這種自然生物的突變無法被人類力量所控制，人類曾試圖利用科技，比如研製疫苗來控制病菌的擴散，但是迅速失敗，遊戲並非完全基於現實的病菌知識，而是以自然力量的不可控暗示其並非被動服務於人類，而是具備顛覆性力量，這種力量神秘且超越現實位面的所有人為的介入。甚至主角艾莉的“免疫”並非人類主動突破的結果，而是自然偶然賦予的生存特權。 變異蟲草菌迅速發展，不僅僅拒斥了人類力量的介入，更是造就了一套新的生態系統，被蟲草菌感染的人類已完全融入蟲草菌的生態系統，成為自然選擇的一部分。它們的行動遵循生物本能，而非道德或理性，完全按照了自然的叢林法則，沒有善惡，只有生存與淘汰，被感染的人類沒有一個出現過往的意識，全然變為了新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
（二）環境中的“去人類化”
《最後生還者》通過細膩的場景刻畫展現自然對人類造物的“吞噬”。野草爬上廢棄的混凝土高樓，青苔覆蓋了鏽跡斑斑的鋼鐵架構，自然順理成章地接管了人類走後的空白，過去被圈養的動物進入了這一片綠色世界，成為了新的景象。整個廢墟一般的地方只有牆面上的塗鴉是新的，人類的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十分微小。 遊戲中的一幕場景讓人印象深刻，出現在喬爾和艾莉到達科羅拉多大學的時候，他們發現火螢組織已經撤離，作為科技的象徵的大學已經成為了廢墟，樹木叢生，過去關在實驗室的猴子全部跑了出來，成為了大學新的主人。喬爾和艾莉在這裡看到了遊戲中最為壯觀的一幕：長頸鹿群穿越城市廢墟，近距離路過高樓。這一群長頸鹿成為了遊戲中的神聖動物。這些畫面傳遞出人類缺席後，自然依然壯美的震撼，證實人類永恆文明只是一種幻想幻想。
在人類離開城市以後，自然以一種詩意的方式展現給遊戲玩家。地上的野草，它們並非完全是雜亂無章的，黃色花朵群在其中生長，玩家在隔離區和城市高樓封閉的感染區所感到的是巨大的生存壓力：人群集中的地方充滿了爾虞我詐和生存戰爭，聞風而動的怪物威脅讓人神經緊繃。在自然進入的開闊地帶，喬爾和艾莉都看到了平靜與美好。同時，玩家在遊戲中被賦予大量的漫步於森林和城市廢墟的時間，或是騎馬，或是步行，切身地去感受自然化後的場景，製作組營造的擬真環境傳遞了自然無需人類的訊息，試圖去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
三、自然主義背景下萎縮的英雄形象
蟲草病菌的出現沒有原因，也沒有辦法去控制，人類的疫苗起不了一點作用，只能任由其擴散，它既是遊戲中的最為基礎的設定，也象徵了遊戲世界中的自然元素，正地球上的水和空氣，它們的存在是一種自然元素，作為地球的生物就不得不適應的東西。 《最後生還者》對於蟲草病菌的態度即為典型自然主義思想，自然主義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興起的一種文學思潮，認為人類無法脫離自然法則，人的命運由環境、遺傳、生理本能等客觀因素決定，具體到遊戲中的表現則是末日的人們無法脫離蟲草病菌帶來的巨大沖擊，而這一衝擊的深刻之處在於揭示了基於原因、理性、道德的人性的脆弱性，人類為自身和社會構建了一套想象共同體，它可以是民族、國家，也可以是一個具體的社會，因為想象的構建而使得未曾謀面的人們按照既有的類別來生活，兩個中國人因民族的一致性而產生親近感，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蟲草病菌衝擊了人類的想象建構，在迫近的生存危機和資源需求下，人類會返回原始的自然屬性，出現文明社會極力否定的暴力行徑。
喬爾同樣經歷了蟲草病菌的衝擊，他在最初的災難中失去了自己的女兒。起先，沒有經歷災難的人們下意識相信美國政府和其執法部門，但是為封鎖疫病，美國警員選擇槍殺喬爾和他的女兒，抱在懷中的女兒為喬爾擋下了子彈，喬爾雖然倖存，但是他自此失去了對社會的信任，成為了一個冷酷無情的走私犯。喬爾的悲劇象徵著社會秩序、文明、道德和人性的多重崩壞，人類的想象性建構在毫無道理可言的自然元素面前脆弱不堪，因而蟲草病菌也激發了喬爾作為動物的原始野性，他不再過多思考自身行為的道德性，為自身的生存而戰鬥，當他受僱護送14歲少女艾莉前往“火螢”大本營，艾莉喚起了他的父愛，對死去女兒的愛投射到艾莉身上，喬爾的愛這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心理補償機制。喬爾和艾莉穿越一整個美國尋找“火螢”組織，從美國的波士頓隔離區出發，穿越賓夕法尼亞州，在懷俄明州傑克遜市遇到了喬爾的弟弟湯米，發現傑克遜成為一個倖存者聚集的聚落，這個聚落以血緣組合了十幾個家庭，自給自足與世隔絕。
喬爾本可以獨自留在傑克遜，但是他已經尋回了作為父親的情感，決定一同出發到達鹽湖城。經過千難萬險到達火螢大本營以後，喬爾卻被告知艾莉將會作為實驗對象而接受開顱手術，很可能會直接死亡。喬爾為了救下艾莉，屠殺了火螢醫院的所有人。遊戲中沒有給出另一種選擇，諸如犧牲艾莉或達成和解，喬爾被塑造成一個為了私情而不顧人類命運的父親形象，自然主義的父性本能壓倒了社會道德，完全吻合遊戲中塑造的末日環境，這樣的環境中，社會中的每一個組織都處於崩壞的狀態，遊戲中獵人團體為掠奪資源無差別屠殺，大衛的食人族以同類為食，火螢組織為疫苗而犧牲艾莉，所有的組織為生存需要而大行暴力手段，以集體利益合理化謀殺，實則是反映了弱肉強食的生存邏輯。 喬爾為維護家人的生命，同樣進入了相同的生存邏輯之中，既然舊時代的秩序無法恢復，那麼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需求，反抗和殺戮都是一種達成生存的手段。喬爾自此成為了一個自然主義形式下的英雄，他是一種消極而又萎縮的英雄。在殘酷的末日環境下，人類已經淪為自然法則的囚徒，渺小的個體無法衝破社會癱瘓帶來的困局，而殺戮手段也只會帶來循環式的悲劇。
《最終生還者2》的故事，被喬爾殺死的人帶來了復仇，殺戮的悲劇重複上演。正如自然主義文學經典《小酒店》中所描寫的貧困循環，骯髒的街道、瀰漫酒氣的“小酒店”的糟糕物理環境和鄰里間的嫉妒、工友的酗酒風氣、資本家的剝削的社會環境，一起形成一張將人拖向深淵的巨網，讓貧窮的困境永遠纏在這一環境中的人們。經歷了蟲草病菌和社會崩壞的喬爾和“火螢”的人們，暴力的基因和死亡的恐怖一直纏繞著他們，他們不會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即便他們拯救了自己的親人，但是復仇接踵而至，將帶給親人們以痛楚。這種無意義結局徹底否定了傳統敘事的救贖邏輯，迴歸自然主義的絕對真實。喬爾和艾莉從東海岸到西部的橫穿美國之旅，呼應歷史上“西進運動”的開拓精神，但實際上卻顛覆了“西部代表希望”的傳統救贖敘事，喬爾並非是一個為人類帶來獲救希望的英雄，反而仍舊是受困於環境的一個悲劇式的萎縮英雄形象。
神話學家坎貝爾在他的《千面英雄》中指出，英雄敘事共享“啟程—啟蒙—歸來”三階段結構，古希臘史詩中的奧德修斯是這一結構的典型，啟程參與特洛伊戰爭，歸程卻遭遇海難並克服重重困難，獲得了精神的成長，最終成功返回故土，成功復仇了侵佔其財產的求婚者，面對後續求婚貴族家族的復仇，奧德修斯因獲得了雅典娜的青睞而成功反擊，英雄的主角光環讓他自始至終有驚無險，擁有絕對意義的勝利。 但是《最後生還者》中的主角喬爾卻並非如此，他屠戮火螢組織並救下艾莉，卻沒有得到艾莉的認可，她說：“我希望我在那家醫院死去，那樣我的生命才有意義，你剝奪了我的權利。”喬爾對此的回答是：“如果上天給我第二次機會，我還是會這麼做......”艾莉認為她永遠不會原諒喬爾，但是她決定試著去原諒。喬爾堅定選擇救下艾莉，這是這個蟲草病菌改變下的社會的最優解，艾莉早年的經歷讓她存有生還者愧疚情緒，她最好的朋友死於病菌感染，但是她卻因為免疫而倖存，這讓她深深地懷疑自身存在的價值。這時候，喬爾的堅定選擇反而會讓艾莉感到不安，當她有機會獻身並解決自身的生還者愧疚情緒，喬爾的私情阻礙了行動，這一現實狀況讓喬爾的選擇變得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已經放棄了所謂拯救人類的宏大敘事，另一方面保護家人的親情敘事似乎也成為了一廂情願的幻想。幸而，我們看到了艾莉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她願意嘗試去克服固有的自我認知而原諒喬爾。
如果說《最後生還者》系列所營造的蟲草感染的自然主義性質危機是一種拷問——對於人的理性、道德、秩序是否真實的提問。那麼，艾莉的回答則是一種積極的信號，她願意去探尋修復人類道德、理性和秩序的可能性，不至於讓一切都淪為虛無主義的狀態。 這也在問我們玩家，當美國的現代社會崩塌以後，我們該走向何方？